内容摘要 本文详细介绍并评价了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对原修订本语音部分的修订，指出了增订版语音部分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黄廖本 《现代汉语》 增订版 修订本 语音 由黄伯荣、廖序东二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现代汉语》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为其他同类教材所不及。1990年11月其“增订版”问世。览其内容，与1983年“修订本”有许多差别。据我们核对，仅就其语音部分（第一章以及绪论中有关语音的内容）修改达142处之多，其中增写84处，删减10处，改动48处。其中少数是：（1）纠正笔误。如讲“‘七、八’在去声前可以变阳平”时，删去了在“原调”二字后误加的冒号；讲“‘一，不’的变调”时，补上了例证“一”、“不”二字下漏加的着重号。（2）统一数字写法。如将“六百个”改为“600个”，“百分之三十一”改为“31%”，以合于1989年国家语委等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3）使某些内容条理化。如讲调值的语音特点时，把原内容分成了“第一”、“第二”两点。（4）交待体例。如讲“停顿”时例句中加了单斜线、双斜线、三斜线，增订版用括号注释随文说明了这些标记的含义。大部分则是内容方面的改动，当然也有些变化是新出现的笔误。为利于现代汉语语音的教学和研究，我们对之谨作具体介绍并略陈陋见，以就教于编读者。兹举“增订版”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北京印刷本，“修订本”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兰州印刷本。 一 增订版语音部分的有些修改是吸收学术研究新成果的结果，从而保证了教材内容的时代性和科学性。这主要有如下四点： 1.修订本在谈汉语拼音方案用途时说：“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汉语拼音方案也可以用来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实验，为汉字改革作好准备工作。”（P25）这段话一方面介绍了毛主席关于汉字改革的主张（即其中的引言），另一方面实质上指出了汉语拼音方案除了“给汉字注音”、“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两条用途外的第三条用途，即“用来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实验，为汉字改革作好准备工作”。毛主席的这句话是1951年讲的，毛主席同时还指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作许多准备工作[①]。毛主席是位杰出的书法家，国学功底扎实，对汉字有深厚感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受了近百年来汉字前途争论中上风派观点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多方面寻找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从谭嗣同、吴稚辉到鲁迅，都异口同声认为汉字难学难认，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条祸根，而拼音文字简单易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是使中国赶上西方列强的一付良药。在这种“一边倒”的议论中，只有章太炎先生认为汉语本身的特点不利于实行拼音化[②]，但是，这种真知灼见被一时的潮流所淹没。毛主席的这句话正是这一潮流的集中反映。解放后，毛主席的每句话几乎都具有法令、政策性质，所以对汉字拼音化谁也不再提相反意见，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就考虑到要以之作为实行拼音文字的基础。改革开放伊始，著名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率先提出：“汉字改革不能走拼音化道路”。接着，学术界出现了一系列反对汉字拼音化的论文。现在人们对汉字和拼音文字的研究由表层进入了深层，由幼稚转入了成熟，认识到汉字符合汉语特点，有利于储存文化信息，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汉语的规范化，有许多为拼音文字所不具的优点。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弊大于利，会造成极大混乱。增订版尊重10多年来学术界的这一冷静共识，删除了修订本的上述文字，体现了教材的适时性和求实性。 2.轻声是汉语中后起的一种语音现象。修订本说：“汉语的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声调。有的音节在一定场合里失去原调，变成一种既短又轻的调子，这就叫轻声。”（P104）增订版把这段话改为：“所谓‘轻声’，并不是四声之外的第五种声调，而是四声的一种特殊音变，即在一定条件下，读得又短又轻的调子。”（P118）后者首先说明轻声并不是第五声，因为学术界对轻声的性质一向有争议，有人误认它是一种独立的声调。现在多数人认为轻声出现在音节连续过程中，轻声音值决定于前后字调值，若把轻声算作一个独立的调类，就会把连续变调和单字调混淆起来，使汉语的调类变得十分复杂，使学习者无所适从。增订版强调指出轻声不是四声之外的第五种声调，有利于澄清对轻声的一些糊涂认识。 关于轻声的声学特征，修订本说：“轻声和音强、音长、音高、音色都有关系。”（P105）这种解释把轻声和声音四要素均等挂钩，实际上并未说明其物理特性。关于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音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在80年代初期做了实验[③]。其结果表明，轻声主要决定于音长，轻声字的音长略等于非轻声字的一半，其次才决定于音强，轻声字的音强弱于非轻声字。增订版吸收了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把修订本的这句话改为：“轻声在物理属性上的主要表现是，音长变短，音强变弱。”（P119）从而简明、有序地指出了轻声的声学特征。 3.谈到归纳音位的标准时，增订版作了补充：“音感差异也是归纳音位重要的语音标准。”（P129）“语音的辨义功能、互补分布和音感差异是归纳音位的重要标准。”（P128）使归纳音位的标准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音位理论重视对立与互补，忽视当地人的音感差异。赵元任先生把本地人的音感作为归纳音位的条件。他认为：“在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头，本地人对于他的语言的材料是最高的权威。[④]”在归纳汉语辅音音位时，一般不把g、k、h和j、q、x作为一组音位，就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人音感差别的结果。增订版的这一补充对于归纳汉语音位有明显的指导作用。由于增订版把音感也作为了归纳音位的重要标准，所以把本部分的标题由修订本的“对立与互补”（P113）改作“归纳音位的重要标准”（P128）。这也可以看出编者的周到与细心。 4.在谈到审音标准时，修订本由于时间限制只能提到《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P129），增订版抓紧机会作了补充：“1982年6月，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又对《总表》进行了修订。修订稿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审核通过，已于1985年12月27日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名称公布，并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标音都以此表为准。”（P144—145）这一增写为读者指出了最新的正音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