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们收到一份名为《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非法出版物[*]。我们阅读了这一号称“语言学界”的特辑，其实不过是140多位先生的签名。数学和逻辑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部分不等于全体。如果按“特辑”签名者涉及的范围（如包括中学教师、编辑等），那么中国语言学界的人数就不应当只是140多位，而是数以万计。这份名为“声讨伪科学”的《特辑》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虚张声势，以140多个冒充“语言学界”。这种态度和作法从根本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我们认为，发展我国的语言事业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坚持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国以来语文学界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何时偏离了双百方针，我们语文事业的发展就会出现曲折。1957年语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压制、打击、迫害许多不赞同汉字拉丁化的学者的教训，我们不应当忘记。 毛泽东同志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成长的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现在，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这一深刻的论述，对于语文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科学界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下，汉字拉丁化思潮统治了我国语文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语文工作者冲破了汉字拉丁化的思想禁锢，恢复和发扬了汉字在中华民族璨烂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和作用。《汉字文化》杂志多年来正是以弘扬汉字和汉字文化为宗旨，并在扭转和纠正汉字拉丁化思潮的错误的理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采取了不苛求前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曾经把汉字贬低为“独轮车”，把“拼音新文化”说成“好比是飞机”的错误观点（见1936年5月10日《中国语言》，蔡元培，鲁迅等688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着重分析其错误的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今天，我们对于吕叔湘先生提出“汉字拖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后腿”以及国家语委会某些负责人提出“一语双文”这一违反国家语文工作现行方针政策等错误观点，也是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批评和学术讨论。《汉字文化》是民间的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我们没有任何权势，我们的力量的源泉是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所以我们敢于把语文工作的某些负责人和权威理论家们攻击、诬蔑我刊的言论公布于众。 《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把诸如“汉字是优美、高雅的文字”一类观点作为“声讨”的内容是令人吃惊的。它把我们又带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的年代。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定性为“伪科学”并采取“声讨”的方法，这是违背党的双百方针的。这说明我们强调语文学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在防止和克服“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中，当前和今后主要是防止“左”的错误倾向的主张是符合语文界的客观实际的。在科学领域中，唯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类的认识史告诉我们，真理往往是少数人首先认识和发现的，判定真理和谬误，判定科学上的真伪，不能靠“声讨”和搞签名运动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利于学术界的稳定、团结，干扰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妨碍了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包含了讲大局、讲科学、讲民主、讲法制等一系列重要的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是和林彪、“四人帮”宣扬的“突出政治”根本对立的。我们正是从团结、稳定的大局出发，不采取“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所使用的把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定性为“伪科学”及“文革”期间使用的“声讨”等错误方法，而是采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我们支持运用法律手段追究语文界某些人损害他人名誉的违法行为。《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所谓“利用神圣的法律来窒息正常的学术批评的开展”的提法是荒谬的。我国的法律的性质是维护民主，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窒息正常学术批评的是“声讨”一类的“左”的东西而不是我国的法律。 《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自立了“划清学术争鸣和学术打假的界线”。“第一、对语言文字的基本原理是坚持还是歪由”。根据这条界线，他们擅作结论：“近几年来语文界开展的关于‘汉字优越性’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学术打假。”这就是说，他们妄加评判：汉字落后论是“真科学”；汉字优越论是“伪科学”，现在必须“签名”“声讨”“打假”。稍有科学史常识者都知道，一些重大科学原理的产生，往往就是对该学科的某些基本原理和常识的否定。仅就中国语言学界而言，《许国璋论语言》就是向现代语言文字理论的一些常识性说法，即基本原理，提出挑战的杰出代表。可见，以是否支持“语言文字学基本原理”作为区分科学的真与伪，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江泽民同志说：“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气氛。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提倡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开展同志式的切磋讨论，共同推进科学技术的繁荣。我们反对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妄加评判，擅作结论。科学领域的真伪和是非，最终要靠实践去检验。”由此可见，《语言学界声讨伪科学特辑》的编辑和作者，挖空心思，歪曲双百方针而自创的“语文学界打假”活动是与双百方针完全对立的。其打击内容（汉字优越性等）和打击的标准（三个界线）以及打击的方法（辱骂，签名，声讨，印刷散发非法出版物等），都是违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或违犯国家有关法律的。不难看出，当前阻碍我国语言文字科学健康发展的，正是这种歪风邪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