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余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1927年至1932年间,提出了初步的忠烈祭祀制度规划,祠祀烈士以辛亥、北伐烈士为主。1933年至1937年间,制度建设继续推进,规划扩大,提出“各县设立忠烈祠”,祠祀烈士新增抗日、“剿共”等“烈士”类型,然制度的实践有限,未形成所设想的全国性建设热潮。1938年至1945年间,建立起一整套从营造、入祀、公祭、日常管理到调查统计的规制,“普设忠烈祠”的目标也在国统区内较大程度上实现,形成一种涵盖了国民政府所认可的辛亥以来所有烈士,但以抗日烈士为主的祠祀情形,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得以真正建立并强化。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前期忠烈祭祀的混乱局面,并借鉴了清代忠烈祭祀的统一形式。由于祠祀烈士“层层累积”的特征,涵盖所有烈士的忠烈祠具有集成性质,虽最终以抗日烈士为主,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抗日烈士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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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重建国家祭祀体系①,其中一项便是建设“国家忠烈祭祀”②,最终建立了以忠烈祠为主体的忠烈祭祀,这在中国国家忠烈祭祀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学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忠烈祭祀已有一定的探讨。台湾学者蔡锦堂较早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忠烈祠问题,先后有数篇成果问世,近年结集出版。其他代表性研究可参考张世瑛、姜良芹、冯鹏远等相关论文③,但相对而言还需深入,尤其是同与忠烈祠性质最为相近的日本靖国类神社研究相比,更显不足。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既有研究囿于材料和视角,对忠烈祭祀制度尚未厘清,对一些关键史实存在误解,对当时忠烈祠的复杂性认识不够。本文在当前研究基础上,通过挖掘台北“国史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湖南省、四川省、重庆市等档案馆所藏档案和其他报刊史料,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体视角,以制度史作为路径,集中考察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过程,探讨其起源、表象与实践,尤注意分析该制度的起源和建构,以尽量摆脱过去制度史研究中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⑤同时,剖析忠烈祠的性质。希冀深化相关研究,以期从忠烈祠层面揭示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进程和多重面相。

      一、最初的纪念与制度规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传统中国意义重大,且具有相当长的历史。⑥传统的“祀”类型多样,其中一类即对忠臣烈士设祠庙以奉祀的“忠烈祭祀”,只是历代称谓、形式不一。唐时将李靖、李绩等当朝名将附祀武庙。⑦两宋之际,大规模诏建旌忠庙、祠。⑧明代也建有一定数量的忠烈祠庙,仅《全辽志》所记载的辽东地区便有16所。⑨

      清代的忠烈祭祀更为显著,主要有群祀性质的昭忠祠、贤良祠与个人性质的功臣专祠,从京师到地方多有营建。京师昭忠祠于雍正二年(1724)开始营造,雍正六年(1728)建成,雍正七年(1729)时所立牌位已包括王公大臣官员计1687人、兵丁计10307人,“自是每岁春秋二祭”。⑩此后奉祀人数不断增加,可想规模之大。地方上的忠烈祭祀也颇为盛行。嘉庆时令各直省建立昭忠祠:“直省府城各建昭忠祠一所,凡阵亡之文武大小官员及兵丁乡勇,各按本籍入祀致祭。”(11)之后较突出者还有在多地为湘军、淮军、楚军所建昭忠祠。(12)《清史稿》所记京师及各地功臣专祠至少有数百所。清廷逐渐制定较为完整的仪规,主要包括昭忠祠的建筑规制(并涉及陈设、神牌的制作)、祭祀礼仪(含入祀者和主祭者的标准、祭期、祭品、祭仪)等大小方面。(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廷已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一套空间上覆盖从中央到地方,时间上长期持续的统一的忠烈祭祀体系。(14)

      至1912年民国肇建,忠烈祭祀的旧传统为新政府所批判性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十分重视对辛亥烈士的褒恤。陆军部认为“赏贤议功,为建邦之大典;彰善瘅恶,乃心理所同然”,“所有先后死义诸先烈,应由各省建设专祠,永远奉祀”(15),即于是年2月向大总统孙中山呈请,将“所有前清昭忠及各专祠分别改建大汉忠烈祠”,“汇集各该省尽忠民国死事诸烈,入祀其中,由本部派专员致奠,以后即由各执政春秋致奠,并于每岁八月十九即武汉起义纪念日、新历二月十五即民国统一纪念日,恭行祀典,水为定制”(16),得孙一体照准,很快便通电各省办理。(17)此外,还为少数特别烈士建造专祠。如在南京为杨卓林、郑子瑜二烈士建专祠,并将吴樾、熊成基、陈天华附祀。在浙江绍兴建徐公祠,奉祀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先烈。

      不过,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旋即成立,悄然否定了大汉忠烈祠,试图另建一套祭祀体系,但随着袁的去世而失败。(18)事实上,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令并未得到地方的认真执行和持续贯彻。而且,真正建立起来的也多是个人性质的专祠,群祀性质的忠烈祠仅是少数,前者在祭期、祭礼等方面大多各不相同。在民国前期国家分裂的状态下,北京政府与国民党试图各建体系,各地方也奉行不同的祠祀办法,清时忠烈祭祀体系的统一形式不复存在。故此阶段忠烈祭祀虽有一定形制(19),却显得混乱而成效不大。(20)

      作为一个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1927年4月宣告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样重视烈士纪念。8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在民初所建的浙江西湖忠烈祠,召开该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21)9月,为纪念讨伐孙传芳战役中的牺牲将士,“南京军民追悼讨孙阵亡将士大会筹备会”将南京秀山公园易名为血花公园(后又称“第一公园”),将园内旧有英威阁改为烈士祠,并于24日举行隆重的追悼会。(22)1928年2月,冯玉祥在河南建立革命阵亡将士忠烈祠。(23)

      当时营造的烈士祠墓,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为代表。1928年10月18日中央常务会议,蒋介石提议建筑阵亡将士公墓,获会议通过。(24)随后组成筹备会开始筹设,选定灵谷寺为墓址,并于1929年3月公开征求设计图案,且在征集启事中明确表示为“首都建筑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25)公墓后于1931年动工。

      除北伐烈士,前之辛亥烈士的纪念也愈发得到重视。1927年11月,江苏省政府议决褒扬该省先烈,建纪念塔、烈士祠及重修故墓。(26)1928年,安徽巡警学堂同学会向内政部呈请褒扬徐锡麟,再建一所专祠。(27)王世裕等也状请为秋瑾建祠筑亭。(28)同年11月29日的中央常会讨论多项抚恤事宜,如彭家珍遗族来京请恤并修墓建祠案,为喻培伦铸铜像案,为四川辛亥先烈追褒死者、优恤遗族及就地建立忠烈祠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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