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06-0048-16 五四时期，大量国外思想纷纷进入中国。这时，在西方思想界本来已经发生了从反封建的启蒙学说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转变。但是在中国，大量西方思想却在短短几年之内，几乎是同时平行地涌入，由此造成中国思想界新旧交错、兼容并蓄的局面。新村①主义曾在五四时期盛极一时，由于其既含有启蒙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也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东方观念等多重因素，②因而产生广泛共鸣。加上新村运动起源于近在咫尺的日本，便于中国思想界了解，故能得以迅速传播。③新村主义是中国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后来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历，中共第一批党员中有许多人就曾是新村主义的赞同者或实践者。即使是他们后来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其所放弃的主要是新村主义改造社会的方法，但这一主义所揭示出的理想社会蓝图却丰富了他们后来对于美好世界的畅想。美国学者周策纵就认为：新村主义的经验影响了他们日后对社会问题的想法④。而李少兵则指出：新村主义所揭示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向往，后来融入到他们最终接受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中⑤。梁心也认为：新村运动活跃时间虽然不长，但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路却长期发挥着影响⑥。 以往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多用“传入—反响”模式，仅将其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加以研究。其中，彭明认为：由于新村主义描述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显得很具体而最易为人模仿，故在青年中盛行。⑦吴雁南等人则认为：新村运动是五四青年对一种新制度、新生活的试验。⑧在对中共早期领导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涉及他们实践新村主义的经历。⑨近年间，赵泓对于大同思想、泛劳动主义与新村主义的关系有过系统的梳理。⑩但是，以上这些研究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实质及其背景缺乏关注。例如，武者小路实笃倡导新村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出现，因此他反复强调新村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但是，由于中国许多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曾经接受并实践过新村主义，再加上新村主义的一些主张与空想社会主义类似，故而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把新村主义纳入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其中，彭明就把新村主义视为“一幅美妙的共产主义‘蓝图’”。(11)吴雁南等人也认为：“新村主义是五四时期广泛影响到中国思想界的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12)钱理群也指出：周作人宣传的“人学”及新村主义带有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13)以上学者之所以作此论，既有对日本新村主义的误读，同时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中日新村主义的重大差异。 日本学界关于新村主义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14)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积累。其中，阿部军治认为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深受托尔斯泰影响。(15)但是，也有人认为：武者小路实笃后来摆脱了托尔斯泰思想，提倡共生观念。(16)还有人认为武者小路实笃具有“人类爱”的宗教思想。(17)对于日本新村的发展历程及其内部矛盾也有实证性研究。(18)现在日本依然存在的新村组织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及其业绩有过系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19)但是，日本学者所关注的重点是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范围内，基本不涉及在中国的传播状况。 其实，近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中，关于周作人与新村主义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有学者提出：五四时期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革命的到来而要预防。(20)其提倡新村的出发点是“人的全部发展”论。(21)周作人关于“人的生活”构想就是过一种互助和平的生活。(22)其新村思想与其基督教观念相关。(23)周作人把个人主义看成是第一性的。(24)与此相关，有人认为鲁迅对于新村没有兴趣(25)，但也有人提出鲁迅对新村是肯定的(26)，更有人认为周作人比武者小路更具有理想化色彩。(27)在日本的相关方面，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不在少数。例如，有人认为周作人是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来主张和平与非暴力。(28)其实，他受到主张自恋和自爱的英国葛理思(Henry Havelock Ellis)的影响更大。(29)周作人的伦理个人主义与武者小路实笃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30)其妇女解放、家庭观念与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亦有所不同。(31)他对于中国将来发生的革命既有期待也有忧虑。(32)周作人与李大钊不同，他没能从追求个性解放上升到人类解放的层次。(33) 可以看出，以往的这些研究是分别在中国和日本的思想史领域内展开的，虽然也有对周作人和武者小路实笃的比较，但这种比较很少从中日之间宏观背景和思潮演化上进行分析。关于周作人的研究也仅限于他对新村主义的传播动机以及他的思想状态。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理解、践行的新村主义与日本新村主义以及周作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是缺乏比较研究的。 鉴于以上，本文将专门对五四时期新村主义在两国的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中国新村运动实践者主体对于新村主义的理解、实验及其与日本新村主义的重大区别等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更加全面认识中国五四时期新村主义的实质及其意义。另外，笔者曾经两次对日本现存的新村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与中国新村运动盛极一时却又迅速消失的历程相比，日本的新村历经90余年后依然留存。笔者认为：中日新村发展的这种不同结局也值得追溯历史、加以深思。有意思的是，中国一些研究新村主义的著作，从中国的经验和资料出发主观地认为日本新村不会长久，(34)甚至说日本的“新村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解散了”(35)。这种不符合实际的推断也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对于日本新村主义的性质和历史的了解还是明显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