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一、在不确定性时代重塑新闻业的文化意义 当下新闻业所面对的诸多不确定性，①传统新闻业与非传统新闻媒体的此消彼长，似乎正削弱传统新闻业和专业记者存续的根基。有媒体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对今天的记者来说，‘坏消息’层出不穷。但是对于新闻传播来说，我并不担忧记者这个职业会被彻底埋葬。事实上，每一次旧传播方式的‘葬礼’，都会是传播业界一次重大进步的开端。”也有媒体人指出，“当网络上充斥着各种一年即可速成大V的新媒体‘营销成功学’，媒体人的专业价值和职业沉淀体现在哪里?”在新旧杂糅的不确定性时代里，新闻业与记者正面临重塑自身合法性与文化权威的挑战，而如何应对众多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围绕着退场、呼吁和忠诚等表现。②潘忠党指出，在当下的“新闻危机”话语中，“最直接侵害新闻业的很可能是新闻界(包括学界和业界)自己对其行业的犬儒式解构，因为它不是建构式的反思，而是新闻界的自暴自弃；它不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进一步阐述理念、规范和追求，而是消解新闻业在社会运作中应有和可能有的公信力；它不是阐述新闻业如何作为一个重要主体参与并引导社会协调对话，而是以无奈为由放弃这一社会责任”。③可以说，今天的媒体从业者，正面临着职业意义混沌的时期。当新闻专业主义被批判和嘲讽，当严肃新闻业抵不过信息搬运工和“10万+”的社交媒体鸡汤，记者和其他内容生产者参与新闻业的意义是什么?当新闻业的存在令人感到忧虑，新闻权威受到非新闻业的质疑和挑战，新闻业的文化体系又如何能够重新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媒体社会学研究中的组织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似乎并未告诉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文化意义上的困惑。 1989年，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曾将有关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概括为三种路径，即社会组织路径、政治经济学路径、文化路径或人类学路径。④如他所说，新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和经典文献，主要出自新闻的社会组织研究路径；而文化路径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流派。在舒德森的评述中，文化路径的分析受到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影响，提出记者、新闻机构及其互动关联方处于一个既定的象征体系内，而新闻正是他们在这一象征体系内互动的结果。⑤如果说社会-组织视角的研究将新闻的建构视为人际关系的产物，那么，文化视角的分析则聚焦新闻生产中“事实”与符号(symbols)的关系，强调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对新闻生产的约束，而不管经济组织的结构或职业常规的特征为何。舒德森还指出，记者在新闻工作中不仅仅是为了跟新闻线索和同行维持或修复关系，也是为了维护他们在受众眼中的文化形象。⑥如果说舒德森的这一总结是专门针对新闻社会学研究，那么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早在1975年已提出“传播学的文化路径”(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的主张。⑦当凯瑞提出这一主张时，新闻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正打开帷幕，但却并未在兴盛于1970-1980年代的媒介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可以说，文化路径的新闻社会学研究，在这个“黄金时代”中缺席了。迟至1990年代初，以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报道总统之躯：肯尼迪刺杀案，传媒与集体记忆的塑造》⑧的出版为标志，一种文化视角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才得以系统性地出场。这从丹尼尔·伯克维茨(Daniel Berkowitz)在1997年主编了《新闻的社会意义》，⑨而后于2010年再主编《新闻的文化意义》⑩亦可见一斑。这背后的社会语境与知识脉络是什么?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的转向?有哪些学者代表了这一路径的研究方向?在一个新闻业急剧变化的时代，提倡文化路径的新闻业研究有什么意义?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究新闻业研究的文化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其表现，并联系新闻业的现状作进一步的讨论。 写作本文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当下传媒业面临急剧不确定性的时代语境下，占据主流的理论和实践强调了新闻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驱动下的“量化转向”(quantitative turn)，(11)或者强调商业模式重构、技术中心主义，认为技术将裹挟整个新闻业的发展前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重构新闻业商业模式，掌握先进传播技术，就能够解决新闻业面临的困境?除此之外，我们是否还要返璞归真，追寻新闻业、记者存在的意义以及其如何重塑意义的非技术性的问题?其二，既有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的谱系，其主体为组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相应地，文化社会学路径的分析处于非主流。新近出版的两本反思新闻业经典研究的著作Remaking the News(12)和Rethinking Journalism Again(13)，在对媒介社会学经典研究的反思与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业研究的新问题与新视角，但他们都主要聚焦在技术、物质、经济因素，对文化的因素依然少人问津。加深对文化社会学路径的新闻生产研究，应当能够丰富我们对处于流动状态下的新闻业的理解。 二、“文化转向”在新闻社会学中的迟到与入场 (一)“文化转向”及其对社会学的影响 “文化转向”这一概念、现象首先来自西方史学中的新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从符号学、象征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吸收了相关的理论预设、核心概念与方法路径，注重探究符号、仪式、文化的意义，寻求对存在(being)而不是成为(becoming)的理解，提供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具体语境下人类行为的状态。新文化史研究“所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研究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展开深描，将读者带入一个个不同的微观世界”。(14)为了区别以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作为主编将198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文化史会议上报告的论文合集成《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一书出版，首次将这种史学流派统称为“新文化史”，“文化转向”也被正式命名。(15)而影响史学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思想家，不能不提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16)(Clifford Geertz)。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吉尔茨也认为人是悬挂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webs of significance)上的动物，而“意义之网”不断生产着人的行为风格，也就是说，人与其所处的文化相互形构。韦伯认为，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的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的不是无生之物，而是要分析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activity)。人类的活动产生社会关系，而这些活动还受到一种不见于自然现象的性质即意义(meaning)的影响，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意义，意味着要进入具体的社会脉络去阐释人们如何证明社会活动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以及人们诉诸何种价值、期望或理想作为行动的动机。总而言之，一种社会关系或活动，是各种不同的意义之组合。(17)吉尔茨提出，文化是内在于人的意义体系，人类学家所从事的民族志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8)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吉尔茨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内嵌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19)吉尔茨对文化的定义，对阐释路径的提倡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革新，对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20)与吉尔茨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丹东(Robert Darnton)就指出，新文化史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历史，关注符号、象征体系、仪式等议题，是受到了吉尔茨所提倡的学术思想的影响。(21)在新文化史家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因素，文化既不是社会或经济的产物，也不是脱离社会诸因素而独立发展，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或长时段里影响历史的发展。(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