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社会相互依存，无法分割。教育成层反映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复杂的建构关系。教育成层是通过“地位生产机制”和“地位再生产机制”实现，前者强调教育的社会流动和地位提升功能，后者强调教育的复制和再生产功能。但是西方传统教育成层研究偏重于宏观结构约束或制度阻滞，缺少对微观身心机制的探究。在宏观视角中，学校内部和家庭内部成为不被关注的“黑箱”，而正是其成层过程中的身心建构导致教育阶层不合理分化持续维系。鉴于既有教育成层理论的局限性，西方教育成层研究转向微观视角，探讨身心卷入教育阶层化的再生产内在机制，从而拓展教育成层研究的理论视野。 一、西方教育成层理论的功能论和冲突论及其局限性 西方经典的教育成层研究围绕教育平等化效应存在功能论和冲突论之分歧。功能论旨在以积极的社会功能为基轴来探讨教育现象，对于教育实现社会公平寄予美好的期望。学校是社会筛选主要机构，现代教育根据个体才能禀赋择优遴选社会精英，发挥社会合理化分层功能。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帕森斯将教育视为一部平等化机器，强调教育对社会的和谐功能和均等化功能。而格伦斯基认为，学校教育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阶梯，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阶层对立，促进社会平等。[1] 功能论以工业社会作为分析基点，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是理性化过程，必然带来社会分层结构日趋开放，基于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作用不断下降，教育和知识水平对社会流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和教育将会变得更加平等。现代化理论学派更乐观地断言，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程度增强和市场增长，传统等级权威和阶层关系衰落，严格阶层结构将日趋平等，流动机会平等性增强，受教育程度对社会阶层合理化日益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功能论学派的保守倾向的凸现，它受到其他不同理论的批判和修正。 冲突论从教育与社会广泛不平等联系视角出发，强调教育成层所扮演的社会再生产功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并不能改变阶层再生产实质，学校教育仍然是家庭阶层背景的延续和再生产。以鲍尔斯和金蒂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与经济制度之间符应关系，关注学校在教育机构中的经济角色。但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符应理论片面强调教育成层的经济决定论，显然过于粗糙和简单化，将受教育者视为结构决定约束下的沉默者和被愚弄者，没有被当成主动的行动者。与鲍尔斯和金蒂斯相比，布尔迪约认为，教育制度与阶层结构不是简单的符应关系，从文化角度解释教育成层现象，强调文化资本在教育成层中的重要功能。[2]再生产理论学家进一步拓展了学校课程、教学以及文化意义的语言代码在教育再生产中的作用，使文化资本概念得到具体化。 与再生产理论明显不同，以保罗·威利斯为代表的抵制教育社会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方式，揭示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教育抵制行为与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复杂纠葛，强调教师与学生主观能动性及其自我抵制和调节能力。西方抵制教育社会学强调行动者不是社会统治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具有主体意图的占有者。他们通过洞察部分社会结构，进而通过选择、竞争和反抗等过程，实现现存社会结构再生产。 总之，既有教育成层研究偏重宏观社会结构影响，而忽视人际、代际心理机制在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当代西方教育成层研究的身心转向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规模扩张和受教育机会不断增加，但是教育不平等现象并未消除，教育中隐形不平等问题仍然突出。许多研究者从微观视角考察教育成层的身心不平等，身体和心理是研究教育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新路径。当代西方教育成层研究的身心转向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身心视域研究教育成层，既不同于教育再生产理论的宏观视角，也区别于抵制教育社会学的微观聚焦。社会学家米德强调，“社会形塑自我，同时又凭借精神和自我得以建构和延续”[3]。先赋性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和后致性自我身心社会建构导致教育不平等持续存在，个体身心自我建构维系再生产机制的增长。 (一)教育成层的心理机制 1.情景定义与教育成层中的自证功能 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互动是通过身心中介发挥作用。个体身心不断结构化为一种强大现实力量制约其行为选择。个体对结构约束的理解影响其行为选择。库利强调行动者的心理机制是通过镜中自我发挥作用，其实质是对他人评价的理解，并且这种理解扮演显著的“放大镜”功能。[4]行动者并不是基于情景的客观特性产生反应，而是赋予情景自我解释或意义，并据此采取行动，教育成层的心理效应是通过情景定义和自证功能来实现。托马斯认为，“如果人们将情景定义为真的，他们也就处于真实的结果之中”[5]。情景定义反映并建构现实，情景定义是行动者赋予环境的解释和意义。情景的客观特性被赋予意义解释过程，亦即主观建构客观的现实过程，构成个体行为选择的强大现实力量，从这一层面来说，情景定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情景定义建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美国社会种族偏见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巨大破坏力，其中关键原因在于情景定义的自证功能。长期以来，白人将黑人定义为劣等种族，白人按照这一种族定义构成社会结构。当前，虽然大多数黑人脱离贫困线，然而与白人相比，黑人接受良好教育、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少，并且更有可能从事卑微的工作，住在贫民区且健康不佳。因此，通过创造并运用这一情景定义，白人创造了一种以制度性歧视为特点的社会秩序。[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