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时代相比，前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得到的研究较少。国内外学者更感兴趣的是1980年代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其对前改革时代经济的讨论，一般较为简略，而且往往作为引出改革时代经济问题的一个背景。对于前改革时代工业化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在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下，得到的关注也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新古典学派，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长于分析经济主体在不同信息分布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应与选择，而较不注重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在于当代经济学家对前改革时代的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有一个较为平面而非立体的认识。这一历史过程一般被化约为一个简单的叙事，亦即认为前改革时代的工业化是强制性的而非自发的，农业是一个被牺牲的部门，其资源被过度汲取而奉献给强制工业化。在这样一种化约的叙事下，农业被认为并未从工业化中得到有益的支持。① 本文将通过分析前改革时代的质性和数据材料指出，此种叙事是对历史经验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而且片面地将前改革时代的农业发展当作了一个无差别的连贯整体。我们将指出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相互关系。这一研究的起点，是首先将一般观点所认为的无差别的前改革时代的农业发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大致上，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61年，其特点是农村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制度变迁，包括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以初级社和高级社为载体的集体化等，而与此同时工业部门为农业提供的现代化要素投入则甚少。第二阶段从1963年到1978年，其特点与第一阶段截然相反。在这一阶段，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式固定下来，不再有急剧的制度变迁，而工业部门则开始向农业逐渐加大现代化要素投入的输送，两部门之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到1978年，现代化要素投入，尤其是化肥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一种重要的要素投入，从而使此时农业生产的要素配比格局与1950年代的农业截然不同。这一现代化要素投入增加的趋势在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时期依然持续，虽然此时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再次发生急剧的转变——从集体化生产转变为家庭承包制。 这两个阶段的区分和决策者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工业化战略以及工业与农业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关。在1950年代，以“一五”计划(1953-1957)为核心的工业化重点是建设基础装备工业和国防工业，而并未将支持农业的工业部门视为重点发展对象。此时决策者认为可以仅通过在农村地区的制度变迁(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术语可称为“改变生产关系”)，而不需要大规模输入现代化要素投入，即可以实现农业的迅速发展。本文认为，这其实是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传统农业尺度内微观资源配置效率的有限改进和传统要素投入的有限增加，误解为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质变。在“大跃进”期间这一思想达到了顶峰，之后则被“大跃进”所造成的农业急剧滑坡证明为不切合实际的。 而质性和数量的材料均揭示出，1950年代的工业化策略和决策者对工农业之间关系的理解，在“大跃进”之后得到了有意识的调整。伴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决策者开始要求工业化需将支持农业的工业部门作为重点建设对象。支援农业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从1953-1957年间的2.9%，增加到1963-1965年间的9%，并在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附近，直到1980年。全国平均每播种亩的化肥投入量(折纯量)从1965年的0.9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3.95公斤，并进一步增加到1984年的8.05公斤。这些投入的增加是建立在国产化肥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而非依赖于进口：1978年国产化肥总产量为4220万吨，而同期进口量只为730万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化肥投入量的增加并不是建立在以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对农民加大剥削的基础之上，因为这一时期化肥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之比(以单位数量的化肥所能购买的粮食数量为衡量)持续下降。 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策略 经济学家对中国1978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有不同的解读甚至争论，但是对于1978年之前经济的判断却较为一致。1949-1978年近30年的农业经济发展，一般被一股脑归为一个范式之中，仿佛其遵循一个统一的公式。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如本文引论所述，我们可以在两个阶段之间进行清楚的区分，其一是以急剧的农村制度变迁和较少的工农业部门间关联为标志的1949-1960年时期，另一则是以稳定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不断深化的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为标志的1963-1978年时期。这一划分对于本文的讨论尤其关键。这一节我们首先看第一阶段，而将后一阶段留给下一节分析。 “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化和1958年前农业的温和增长 在1950年代初，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前工业化的状态。1952年现代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只占国内总产值的16.9%。相比之下，由农民家庭承担的农业与手工业部门则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9%和9.3%(Feuerwerker，1983：39，表3)。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自从19世纪开始遭受外国列强的入侵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共识便是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而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这一要求更加紧迫了。 1950年代的工业化是经由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的。一五计划又以苏联援助的150项工业项目为核心。②检视这些项目，可以容易地发现此一阶段工业化的特点。首先，这明显是一个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策略。150项中足有147项属于重工业的范畴，而只有3项属于轻工业；其次，一五计划非常偏重国防与军事工业，共有44项属于这个范畴(董志凯、吴江，2004：331)。从不同部门增长速度上看，从1953年到1957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达到惊人的25.4%，而轻工业和农业则分别只有12.9%和4.5%(“农业部计划司”，198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