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因此借鉴西方主流理论，来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知模式。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认知模式所具有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是一个增长奇迹，已经无可置疑，针对这30年的增长，国内外的理论界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但如何解释这个增长奇迹？这个增长奇迹是否可持续？却始终是众说纷纭，成为一个不解之谜。①再比如，在短短的30年间，中国就出现了两次关于工业化路径选择的大争论。第一次是1990年代后期重工业化阶段的争论。1999-2003年间，重工业增长了98.13%，轻工业增长了61.11%，重工业领先系数为1.61。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都有省份重工业领先系数超过或相当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这种重工业化新趋势是否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新阶段的到来，引起广泛争论。②第二次是21世纪开始的“去工业化”之争。近年来，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大批服务业“明星”企业高速成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拓展非制造业活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去工业化”有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落后地区蔓延态势，中国经济呈现出“脱实向虚”趋势。这种“脱实向虚”趋势是否表明中国工业化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争论还在继续。③ 毋庸置疑，1760年代的工业革命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④经过这次革命，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因此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人类认识的宝贵财富。但是，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诸多不解之谜，迫使我们重新认识西方经验，重新思考基于西方经验的认知模式。 本文认为，用西方经济理论来指导和阐释中国实践，本质上类似于一种“时代错置”，这种“时代错置”需要在长时段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来认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还不足以展现“时代错置”问题的全貌。实际上，中国在1820年代就已经被卷入全球贸易体系，移植西方思想，并用其来指导和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早在近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相较于改革开放后，近代中国更贴近西方经验的历史场景，因此本文研究时段大约在1700-2000年，但主要集中于1850-1950年，研究对象拓展为世界主要国家，但聚焦于中国。 本文主要意图并不在于论证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而在于提出一种认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新视角——“时代错置”。以下主要从“时代错置”概念的提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近代中国、世界工业化与近代中国的“倒退”以及“弥足珍贵的100年”四个部分展开论证。基于“时代错置”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发现：1850-1950年的100年，表面上是移植西方工业化思想进行工业化探索的100年，但实质上更像是工业化之前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内生蜕变的100年，这100年的内生蜕变，更类似于西方工业革命发生前1600-1800年漫长的200年。伴随工业化席卷全球的西方崛起，这是近代中国“失去的100年”，但同时，这100年的内生蜕变过程，蕴含着解开改革开放30年“增长奇迹”之谜的“金钥匙”，更是理解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弥足珍贵的100年”。 一、“时代错置”概念的提出 “时代错置”，是20世纪史学大师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提出的，指的是把后来时代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张冠李戴到早先历史时代的做法。费弗尔告诫历史学家，必须抑制自己的冲动，不要紧盯过去来“强行获得……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感想，我们的科学研究成果，我们的政治经验以及我们的社会成就”。⑤普拉桑南(Prasannan Parthasarathi)认为，这一告诫也适用于经济领域。工业社会是19世纪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秩序，并且只有在当时被人们向往，工业化这一概念也是19世纪才产生的，甚至连当时的亚当·斯密在内的18世纪顶尖的经济思想家也没有想到，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方向，因为《国富论》出版后的几十年内就出现了工业化制度，但斯密并没有预测到这一点。⑥ 这里引入“时代错置”这个概念，并不是意在探讨“时代错置”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因为它启发我们，在强调经济思想源自经济现实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经济思想对经济现实的反作用。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后，源自西方经济现实的西方经济思想猛烈冲击了中国，在引进和移植西方经济思想的过程中，其与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错置，本质上就是一种“时代错置”。比如，资本是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但近代中国在国内投资不足情况下引进的外资，产生的“挤出效应”却大于“溢出效应”；又比如，市场分工和自由贸易，带来了西方国家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之相伴随的却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甚至倒退。资本、市场分工和自由贸易，是西方工业化中后期的经验提升，但对于传统经济依旧占主导地位的近代中国而言，无疑就是一种“时代错置”。 如果意识不到这种源自西方经济现实的西方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时代错置”的问题，就意识不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就意识不到本国相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之间的差距，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和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产生误判，不仅不能发挥经济思想对经济现实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反而可能对本国经济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时代错置”力图提倡的一个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即强调在不同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认识中国。因为，18—20世纪的一个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⑦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18—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不同步，这种不同步使得全球化成为一种竞逐，国家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多阶段交叉与重叠的竞争与追逐，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全球化，资本的逐利性与竞争的排他性，使得这种竞逐尤其激烈，因此，移植的经济思想与经济现实的“时代错置”问题也就更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