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古代汉语中，“美”的用语，也不仅仅来形容从“人的美”(外形的“美人”、“美女”，内在的“美贤”、“美才”，人与人之间的“人情之美”)到“社会的美”(“先王之道之美”、“义之美”、“和之美”)，从“语言的美”(“美言”、“文翰之美”)到“歌舞艺术的美”(“响美”、“美音”、“讴之美”、“舞之美”)，也更多指向了“物”——植物的“草木之美”、“美禾”，动物的“羽之美”、“角之美”，山川的“美景”、“丘壑之美”，还有日常生活当中所使用的大量的器物，如此等等，它们都被囊括到“美的辉光”的照耀之下。当然，这里的“美”既有纯粹“审美”意义上所“听”所“见”之“美”，也有诸如“善”升华到“审美”高度所体悟到的“美”。如今人们还常说，古代文人钟情于琴、棋、书、画或梅、兰、竹、菊，但这只是概括性的说法而已。其实，古人闲赏的对象远不局限于这八种，而是涵盖古今、包罗万象。早在宋代文化当中，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里所举出的能令人享受“清福”的大多是古董，如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等等，绝大部分都是古物。这大概是时代风气和个人趣味使然，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古董器物的欣赏与收藏热情也许是空前绝后的。 宋代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环境宽松，士大夫悠游自在，涵泳默化在文化之中，培养了极高的审美素养，还有鉴赏、识别和研究能力，因此宋人对于古器物的兴味，是汉唐和元明时代的人所决不能相提并论的，“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1](PP124-125)。而在更多时候，人们的趣味除集中在古董上面，还对具有较高审美价值自然物，如奇石、花鸟，以及同时代比较流行的器物感兴趣。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眼中手里的“美物”，其实是不胜枚举的：自然物是美的，人工物也是美的，过去流转而来的物是美的，时下新造而成的物也是美的。这恰恰由于，中国古人拥有了一种“生活美学”的智慧，[2][3]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世间万物的时候，自然就形成了一种围绕“物”的美学体系。 一、明清趣味重“体物” 历史上，明清文人，在“生活美学”上渐达极致。换句话说，“明清生活美学”构成了中国美学史当中的一段高潮期，“明清趣味”曾风靡一时，如今尚有余香与余响在。明代中期之后，中国文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与“人生真乐”，文艺上聚焦于“性灵”、“童心”与“闲情逸致”，这种寻求“好日子”的美学例证，简直多得不胜枚举。随手拈来文人冯梦桢闲赏罗列的“十三事”——“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书法”、“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4](P648)——即为明证，这些“事”简直成了文人们所秉持之审美符号，“因为‘关于古董物品的广博知识是对一个士绅的起码要求’，新一代的士家子弟就得接受这样的教育：应该收藏哪些物品，如何获得这些物品”[5](P78)，由此来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标举“风雅”! 只要稍微翻一翻时人的著作，高濂的《遵生八笺》、屠隆的《考槃余事》、袁宏道的《瓶史》、陈继儒的《岩栖幽事》、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周嘉胄的《装潢志》、戈汕的《蝶几图》、袁宏道的《瓶史》、王思任的《奕律》、屠本畯的《茗笈》、李渔的《闲情偶寄》及袁枚的《随园诗话》，这些不就是经典的“生活美学之书”吗？这些被反复刻印的书，好似是“生活美学指南”抑或“审美生活手册”，甚至更通俗化的日用读本如《万用大全》都甚为流行。写过雅作《香国》的毛晋，作为当时的书商还辑过《群芳清玩》这样的清玩笔记行销于市。但与低俗化的生活指南不同，《遵生八笺》、《长物志》、《园冶》、《闲情偶寄》所深描的，乃是文人“应该如此”的生活，也就是一种文人生活的“理想态”，而并非现实生活本身。道理很简单，如果现实已然完美，何需此类书大行其道？更重要的是，它们讲述都是“文人生活美学”的理想态。再看看明代甚为流行的“小品文”，张岱的《老饕集序》、屠隆的《婆罗馆清言》、吴从先的《小窗自纪》，还有洪应明的《菜根谭》，所写的难道不就是雅致而风行的“生活美学小品”吗？ 这种“生活美学”的大势所趋，在明末清初大文人钱谦益的笔下，曾被生动地描述出来：“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流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少潜瞿氏，讳式耒，故礼部尚书文懿公之孙，而太仆寺少卿讳汝稷之子也。孝友顺祥，服习家教。多材艺，书法画品，不学而能。室铺一几，庭支一石，信手位置，皆楚楚可人意。性好客，疎窗棐几，焚香布席，客至依依不忍去。人以为有承平王孙公子之遗风，王晋卿、赵明诚之辈流也。”[6](PP1690-1691)这篇《瞿少潜哀辞》先说的是晚明的社会状态，物质的极大丰富给文人审美提供了基础，这也就是钱谦益对前朝盛世天下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的消极追忆，但历史事实恰恰是明代已由盛而衰也。与此同时，生活美学更是所谓“士大夫闲居无事”的产物：“法书”、“名画”、“钟鼎”、“彝器”之鉴赏，“文酒”、“征歌”、“选伎”、“博簺”、“蹴鞠”之娱乐，“园林”、“花木”、(室内的)“铺几”、(庭内的)“摆石”、“焚香”、“布席”之爱好，都被一一列举，并被并列起来(鉴赏也未高出爱好，爱好未曾高于娱乐)，它们就落实在日常生活的情境当中，而并未超出生活日常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