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8)04-0142-10 一、回顾过去：新时期的生命美学 中国的生命美学诞生于1985年。在1985年第1期的《美与当代人》(后易名为《美与时代》)上，我发表了生命美学的奠基之作：《美学何处去》。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生命美学已经从无到有，俨然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一道靓丽的景观。当然，中国的生命美学的诞生也并非偶然，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没有生命美学的问世。生命美学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见证。 具体来说，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冲破牢笼”，就没有生命美学。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源于思想解放，突破陈规。正是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催生了我国的改革开放。自由的思想一旦被桎梏在“牢笼”之中，就一定是一个僵化、保守的时代，想象力就会萎缩，创造力更会蜕化。因此，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一条清晰可见的生命线、主旋律。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没有各种观念的激烈冲撞、各种思想的深刻嬗变，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大思路、大决策、大提速，都是无法想象的。对于生命美学而言，自然也是这样。因此，区别于中国美学的另一大亮丽景观——实践美学的诞生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鼎盛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生命美学完全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遥想当年，思想解放的滚滚春潮，激励着一代学人意气风发、锐意创新。尽管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美学思想的桎梏还是比较严重的，“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的做法也时有所见，要冲破思想的“牢笼”，也确实并非易事。何况，在创新与探索的道路上，不但要与他人的落后观念作斗争，而且要与自身的落后观念作斗争，不但要否定他人，而且更要否定自己，犹如破茧化蝶，进步恰恰与痛苦同在。值得庆幸的是，生命美学没有辜负这个新时期，也没有愧对这个新时期。 同时，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同样就没有生命美学。思想解放，是学术发展的沧桑正道，学术争鸣，则是学术发展的“最大红利”。没有学术争鸣，就没有不同学说的竞争，没有学术本身的分化、整合、裂变与更新。纵观古今中外学术史，学术争鸣最生机勃勃甚至最剑拔弩张的时期，必然是学术思想进展最为深入、最为充分的时期，也是学术巨匠“群星闪耀”的时期。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春秋战国，无不如是。而且，这里的百家争鸣并不同于当下不疼不痒的“学术商榷”。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不论是范围之广还是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得以从深层次、建设性的角度来高屋建瓴地展开论辩，也得以从学说体系入手进行全新的大胆创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才会感慨万端地赞美那个我们共同起步的新时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春天”。在美学领域，中国的生命美学的诞生、发展与繁荣，同样也都是出之于形成各种学说多向互动的竞争格局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竞争格局里，每个学者都勇于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也勇于质疑他人的学术见解，当然，同时所有人都还异常珍惜每个人所应有的自我辩护的自由。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都能够去彼此相互了解、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这方面，熟悉中国美学研究现状的人都知道，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全然已经是实践美学的一统天下。但是，当我以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人的身份对之提出质疑的时候，实践美学的代表李泽厚先生却丝毫不以为忤。1991年，我把拙作《生命美学》寄给他指正时，他立即回信，给我以鼓励，而且，还提出可以开一个学术讨论会，他愿意亲自到会。实践美学另外一个代表人物蒋孔阳先生也是这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给蒋孔阳先生的信中提及自己对于实践美学的疑惑以及自己对于实践美学的批评时，他立即给我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来信收到，甚为高兴!我也曾听说过，你写了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文章，我认为很好。学术上谁也不应称霸，应当有自由的争鸣空气。不能只让我说，不让他说。争鸣空气愈是激烈，议论愈是xx(信件字迹看不清楚)，学术就愈是繁荣。不然，只是一家独鸣，大家喊万岁，那还有什么学术？”只要想一想当时我还只有三十多岁，初生牛犊，而蒋孔阳先生早已名动天下，而且，我还是在批评实践美学，那么，立刻就会知道，蒋孔阳先生的信写下的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心声。显然，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神圣至尊的垄断地位也是不存在的，唯一存在的，就是对真理的不懈探索。这无疑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共识，而且也已经成为学术争鸣中必须恪守“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的学术底线的根本原因。 最后，没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团结奋进，同样也就没有生命美学。思想解放，是再造学术辉煌的生命线，学者之间的鼎力相助，则是学术进步的内在动力。《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作者海勒在《上帝知道》中曾经感叹：“人怎能独自温暖？”其实，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也同样不能“独自温暖”。值得庆幸的是，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给生命美学提供了“相濡以沫”的最佳空间。根据范藻教授等学者的统计，三十三年来，潘知常、封孝伦、范藻、黎启全、朱良志、宋耀良、姚全兴、成复旺、司有伦、钱志熙、刘成纪、刘承华、雷体沛、周殿富、陈德礼、王晓华、萧湛、韩世纪、王庆杰、刘伟、王凯、文洁华、叶澜、熊芳芳等众多的专家、学者，都曾经有关于生命美学的论著问世(发表过关于生命美学的论文的就更多了)。《光明日报》《学术月刊》《贵州大学学报》《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和《美与时代》也都曾开辟过“生命美学研究专栏”，刘再复、劳成万、阎国忠、周来祥、陈望衡、王世德、姚文放、杜卫、张节末、吴风、李西建、丁枫、宋蒙、邹其昌、郭永健、章辉等美学专家，也都热情撰文，对生命美学予以鼓励。正是在众多学者的鼓励、支持和参与下，生命美学才开出了今天的灿烂之花。诚如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所说：“随着朱光潜、蔡仪、吕荧等老一辈的相继去世，随着美学探讨的发展，美坛上也由老四派发展为自由说、和谐说、生命说等新三派。”①对此，倘若我们参照一下由当代哲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的《今日中国哲学》，不难发现，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该书也同样是选编了三种不同的美学观点，即美是和谐说、美是自由说、美是生命说，并且指出：“当然对美的本质还有一些不同的见解，但当今美坛主要的有这三大派别，大概已逐步趋于共识。”② 二、后美学时代的审美哲学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生命美学的首要贡献，是关于美学学科本身的反省与思考。 “美学终结”，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美学学科建设所邂逅的巨大困惑。在经历了80年代短暂的蜜月期之后，“美学热”就迅即沦落为“美学冷”，在疯狂的迷恋之后，美学学者吃惊地发现：美学，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结下的一个怪胎。美学竟然成为二级学科，其实也只是在中国特有的一道风景。于是，人们开始一哄而散，留守的美学学者则开始了美学的大逃亡：美学转向艺术哲学、美学转向文化研究、美学转向生活美学、美学转向生态美学……如此等等。然而，生命美学却从未加入这美学的大逃亡，而是从自身诞生之初就为美学学科本身的正确定位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提供了自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