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台湾史是一门相对特殊的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本土化思潮的兴起与政治上的“解严”，台湾史学科在台湾得到蓬勃发展，逐渐成为“显学”，其中，日据时期台湾史又取代清代台湾史，成为“显学中的显学”。为突出台湾“主体性”，部分台湾学者对于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定位也发生变化，开始突破此前的抗日史观，关注殖民统治下“进步”的一面，并更多关注台湾社会的“自主性”发展。①在岛内台湾史学界范式转换过程中，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高度肯定日本殖民统治，认为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了近代化，并将战后台湾的经济“起飞”归功于日据时期的殖民遗产。这种极端的“殖民统治有益论”②，不仅不利于正确认识台湾被殖民的历史，也不利于对光复后台湾历史的理解，并构成部分“台独”学者“去中国化”史观的一部分，非常有必要加以辨析与厘清。 一、“殖民统治有益论”及其主要表现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直至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殖民者除在台湾建立起以总督专制为核心、辅以严密的警察制度的殖民政治秩序外，在经济领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殖民地经济基础工程建设，机械化制糖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改良，以及后期的工业化建设等。对于这些经济领域的措施，日本殖民者曾经颇为自傲，将其作为宣扬殖民统治成功的重要证据。1935年，台湾总督府举办“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在产业及交通等馆中，就集中展示了殖民统治40年来相关方面发展的成就，希望借此让台湾人民领会日本殖民统治的成功。③至上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原台湾总督府官员及其家属于是高唱“殖民统治有益论”，抛出诸如“日人治台殖民统治是成功的”“台湾是藉了日本的力量才开发出来的”“台湾是由日本才被近代化的”等论调，将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日本的殖民统治。④与殖民者及其家属相唱和，部分流亡日本的“台独”人士也发表媚日言论，宣扬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了资本主义，促进了台湾近代化/现代化。⑤ 由原殖民者及其家属以及部分“台独”人士宣扬的“殖民统治有益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台湾史学界影响还比较小。当时岛内的台湾史研究还属于中国史之下的区域史研究，就研究取向而言，抗日史观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对于日据时期经济史，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在其成书于20年代末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中，矢内原忠雄在帝国主义理论框架下探讨台湾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对殖民统治的掠夺性多有揭露。但自从70年代台湾面临“国际地位”变化，本土化、民主化思潮兴起以后，台湾社会即处于变革中，至1987年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政治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迁，逐渐催生了岛内的台湾史研究热潮，并在研究取向上强调台湾的“主体性”，试图使台湾史独立于中国史之外。⑥与此同时，战后欧美的现代化研究也对岛内的台湾史研究范式转换产生影响，如美国学者马若孟和旅美台湾学者张汉裕在其研究中，对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时期推行的殖民地经济基础工程建设予以高度肯定，认为自此之后台湾才逐渐现代化。⑦现代化研究范式下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正面评价，显然与此前主流的抗日史观迥然不同，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岛内台湾史学界对台湾史“主体性”的诉求。⑧1983年，民间学者杨碧川以高伊哥的笔名，在《生根》杂志发表《后藤新平：台湾现代化的奠基者》⑨一文，对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予以高度评价。杨文遭到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的反驳，曾引发一场有关台湾近代化问题的论争。⑩但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岛内台湾史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带来近代化的观点，有学者将日本占领台湾的1895年作为台湾近代史的开端(11)，而1997年官方编纂的《认识台湾》教科书“历史篇”，不仅以大篇幅介绍日据时期台湾史，还在表述中突出日本殖民统治“进步”的一面，赞美日据时期台湾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进步”。(12) 研究范式转换在90年代以来的岛内台湾史学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真正认同“殖民统治有益论”者并不多。受发展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殖民理论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领域，大多数学者持较为折中的“殖民近代化论”，一方面认同日本殖民统治存在支配性与剥削性；另一方面，主张殖民政策存在结构缝隙与内在矛盾，被殖民者在殖民主义的经济体制下存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13)“殖民近代化论”强调近代化的多元路径，重视台湾本土资本的自主性发展及其与殖民经济体制的互动，在学术上有其积极意义。不过，“殖民近代化论”受“殖民近代性”理论影响颇深，该理论对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作截然相反的评价，认为其在政治领域造成了对近代化的压抑，在经济领域则促进了近代化的发展(14)，这种看似辩证，实则将政治、经济割裂开的评价方式，可能导致对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辨析，从而落入“殖民统治有益论”的窠臼。 对台湾“主体性”的追求同样影响到战后台湾经济史的研究，为弱化甚至否定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台湾社会的流行论述，是将战后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归功于日本的殖民遗产(15)，这也导致部分研究者夸大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经济成就，为“殖民统治有益论”提供更大的兜售空间。 有鉴于此，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的主要观点，下文将分别从“殖民近代化”的本质属性及其“前因”“后果”两个层面，分析“殖民统治有益论”的认识误区。 二、殖民统治的衍生品：“殖民近代化”的本质属性 毋庸讳言，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确实有较大发展，也呈现出一定的近代性，但如果因此为日本殖民统治唱赞歌，则不仅是立场上的媚日，也是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本质属性缺乏了解。 戴国辉很早就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了批驳，并提出应从殖民地支配的动机开始，也就是从目的论出发，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全面评估。(16)有关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相关经济政策的动机，学界已有相当充分的讨论。美国学者何保山指出，日本殖民统治的策略，是将台湾作为日本的农业附庸，从而解决日本国内不断增加的工业人口的食粮需求。(17)由此目的出发，殖民政府首先通过统一关税、货币、度量衡等措施，把台湾完全纳入日本经济圈，在对外关系方面形成“对日依附化”。(18)此后无论是糖业的资本主义化，还是稻米生产领域的技术改良，均从殖民母国的需求出发，米糖因此成为日据时期台湾的两大支柱产业。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对外扩张步伐后，曾在台湾推行以军需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被“殖民统治有益论”者作为殖民统治推动台湾近代化的重要证据。但这同样是配合战时体制下殖民母国的需求，而非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更非为了台湾人民的福祉。一切以殖民母国利益为依归的发展动机，使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呈现出浓厚的对日依附与从属的畸形发展特征，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将这一经济发展过程概括为“殖民地化”。(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