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策划华北事变之际，亦加紧掠夺华北各种资源，妄图将其变成“大东亚战争”物资补给基地。日本当局明确提出，“北支处理着眼于，援助其实现以北支民众为主的分治政体，将该地建成坚定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并于此处获取国防资源、扩建交通设施，以防备苏俄侵袭，实现日满支三国提携共助。”①为配合此种侵华国策、满足战时需求，外务省抛出所谓“新规事业”，旨在介绍日本近代科学，“利用本邦资金、技术应用于支那的资源开发、资源调查，进而满足本邦经济之欲求。”②此种“新规事业”，包括创建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产研所”③)、东亚同文会中日学院附设农事试验场、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实际上，这种“新规事业”仍属于日本“对支文化事业”体系，其经费还是从“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助成金”中拨付。④产研所成立以后，在华北从事大量的农业研究和调查，尤其抗战时期其势力迅速扩张，成为执行日本侵华国策的重要机构。既往研究成果，鲜有关注产研所及其活动，偶有涉及者对其侵略本质语焉不详，相关日文档案挖掘尚不充分。⑤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日本档案和相关资料，梳理产研所运营情况、各种农业活动，揭露其侵略本质。 一、产研所创建时期 1936年5月，日本特别议会提出昭和十一年度(1936)新事业预定经费，规定补给产研所经费212200元，资助筹建事宜。⑥在日本外务省支持下，是年9月该所在山东青岛市江苏路十九号同仁会青岛医院内创建本部，⑦实则借用其大楼一栋，将其改建为研究室和事务室。外务省起初委任吉田薿为代理所长，后改任江角金五郎为所长，此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艺化学科，曾任兵库县农事试验场场长、农会特别议员等职，擅长农业研究和管理，故有此任命。⑧另外，选任门胁季光、道明辉、平冈小太郎、江角金五郎、吉田薿、高木长京等人组成理事会，理事基本出自政府官员、实业家、本所职员。⑨并从日本国立大学、农业学校聘请研究人员和顾问，便于在华开展农业研究和调查。 产研所成立目的在于，“对北支农业、矿业及其他经济事业进行技术的、经济的调查研究，以推动本地经济开发为基础，进而促进日支亲善。”⑩产研所主要业务有，“关于华北经济事情与开发方法的研究与调查；研究的发表、刊行；支那技术者养成及指导；日本及支那官厅或公共团体及其委托事项的研究调查；向日支研究机关补助研究经费；其他达成本所目的之相关事宜。”(11)为开展上述业务，产研所设有农业部、调查部。农业部主要负责从国外引进新式品种，开展粮棉增产计划和研究。调查部负责调查山东农业情况，收集当地农业情报。(12)1937年，“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事业计划书”中明确提出，要加紧搜集华北地区的农业情报，调查华北畜牧业、矿产资源、工商业发展情况。(13)1937年初，产研所接管东亚同文会中日学院附设农场，负责河北省棉花改良事宜。(14)至1937年4月，产研所最终在山东李村、张店、辛店及青岛郊外湛山扩建四个农场，全面开展各项农业试验和调查。 产研所起初以山东为基地，并极力向华北地区渗透，一方面利用华北农业资源开展农业试验和粮棉增产计划，另一方面刺探农业、矿产、工商等各方面情报。尽管产研所计划颇为周全，而要付诸实施却是步履维艰。产研所创建初期，面临最大的困难，即获取农场用地。华北事变以后，整个华北排日、反日风潮尤盛，而外务省此时欲在华北建立日本的农业研究机构，显然不合时宜。日本原计划在山西太原设立农事试验场，并补给9万元作为农场运营经费，派遣榎本中卫赴农场候选地开始运作，然而当时山西省抗日运动高涨，外务省只得改变原定计划，转向山东济南。(15)不过，日本在济南进展亦不顺利，获取农场极为困难。其时国民政府颁布“国土密卖禁止令”，防止日方以中国人名义购进土地。(16)加之时任山东省长的韩复榘及地方官员，反对日本人在山东获取农场、试验地，产研所在济南建立本部的计划再次落空，最后只得迁往青岛。产研所业务难以全面展开，活动范围亦受掣肘，其根本症结在于日本策划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华北，激起华北人民强烈的排日情绪。 1937年7月，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产研所业务因战争波及而中断，不得不集体迁往日本国内。(17) 二、产研所扩张时期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极力在华北成立各种农业研究机构，以开发当地农业资源，将其变成战略物资大本营，实现“以战养战”之目的。1938年初，日本驻华北派遣军特务部第二科通过《北支中央农事试验场设立案》，规定“北支中央农事试验场试验研究及指导目标为增进北支农村经济力、强化日满支三国国防及产业的紧密联络；试验场研究对象和培植作物，将棉花、小麦、花生、烟草等置于重点，尤其在棉花改良增产方面倾注主力，其次在家畜，诸如牛、马、羊、猪、鸡的改良及畜疫预防等方面努力。”(18)同年4月，日本扶持华北伪政府成立中央农事试验场，筹建经费共计130万元，均由日伪政府支付。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补给产研所10万元、华北伪政府出资12万元，支持产研所成立北平总部。(19) 1938年7月，日本当局与华北伪政府协议通过《中央农事试验场移管案》，规定“中央农事试验场机构制度及诸规定的制定，主要参照日本农事试验场规章制度；中央农事试验场长由实业部长充任，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成员遵守新制定的中央农事试验场制度，并据此选拔、任用管理人员，副场长由日本人充任，负责本场实务，并代理支场长事务；中央试验场管理事项包括实验研究调查、技术上的指导监督和奖励；各地支场接受中央农事试验场指挥监督；中央农事试验场运营经费由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支付，会计经理由日本人充任；职员身份发生变动时，须经副场长同意许可。”(20)依此方案，产研所与中央农事试验场合办，而且农场规制、人事、管理、业务、监督、经费等皆由日本人把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