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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数量，是近代地权分配的重要指标，也是对土地产权制度与近代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然而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基础数据。土地改革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详实普查，虽然并未公布全国准确数据，但为统计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以土改普查为主要依据，参考民国时期的调查数据，考证了土改前夕农村前10％的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南方各省的准确数据为30％左右(±5％)，而北方低于这一水平。如果考虑田面权、永佃权及公田等土地权利的占有状况，更低于这一数据所呈现的水平。以往土地集中现象与趋势被夸大，重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抑制和对冲地权集中的负反馈机制发挥的作用。
土改普查数据到底有没有呢？198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土改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结论：地主富农占人口7.9％、占土地的8.6％，也只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一万五千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计算”。②这意味着土改结束后，普查性的统计数据可能并没有全国汇总，至少没有公布，一直到1980年国家统计局仍采用这一抽样调查数据。一些省份的数据，也多为抽样调查的估计，或者推算所得。③在当时信息技术落后的条件下，乡、县、地区等基层的数据都是手写材料，统计汇总的确不容易。 (二)检验的思路 看来，土地改革进行了普查性的工作，但一些省份可能没有汇总，全国性的汇总也一直缺如，因此采取了推算的办法与数据。尽管如此，全国土改丰富并且可靠的数据，为统计与检验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对土改数据的使用思路，有如下四个方面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一些省份或土改区公布了土改普查的详实数据，如关中、广东、福建、安徽、浙江、苏南，及华东区总数。而这些省份的数据，对于准确把握全国水平，至为关键。 第二，有的省份没有公布统计数据，但作为土地改革的伟大成就，公布了“没收征收”土地的数量。根据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没收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富农多余的土地亦即出租的土地，予以征收。因此，“没收征收”的土地可以作为出租土地的数量，从而算出租佃率。也可以大致折算出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百分比，通常没收90％以上的地主土地与绝大多数公地，征收富农约10％的土地。但从下文各地数据来看，没收征收的土地数量，往往高于以上对象土地的加总数。 第三，再参照民国时期的统计数据，可以对其他缺乏土改普查汇总数据的省区进行估计。由于土地占有状况的地域差异极大，地域性的研究成果众说纷纭，估计数差别较大，本文仅考虑足以反映全区域总体水平的统计数据。 民国时期的数据大多并非准确细致的普查数据，样本数有限，只能观其大概，作为参考。譬如，北方各省的数据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与南方相比，北方的自耕农占主导地位，佃农所占比重很低。还要注意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划分都是变动不居的，既非一成不变，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完全没有自己土地的佃农和雇农都很少。特别是南方各省，地权形态与农户形态更为多样化，佃农与自耕农的界定弹性更大。其身份还是变动不居的，可能有些年份租佃多一些，有些年份不租入或少一些，甚至租出。租佃的土地数量亦然。以致于有的统计分类很复杂：地主兼佃农、半地主兼佃农，自耕农兼佃农，④等等。这些复杂的现象造成了统计难度大，数据本身准确度也不高，比如1934年的3项政府统计数据就相差不小。 第四，在分省区检验所有权占有状况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土地权利占有的状况。所有权之外，土地占有权或使用权对土地权利的切分，通常无法呈现于统计数据中，但不能不考虑。如果一块土地有70％的土地权利不归土地所有者，那么所谓土地集中的表象与实质，其真实含义是大不一样的。这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