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3.005 苏维埃区域，即苏区，形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革命时期，是指中共领导下实施苏维埃管理制度的区域。作为一个历史存在，苏区及其蕴涵的中共实践是党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对象，学界相关论著可谓丰硕，理论运用和史实观点也颇为成熟。同时，不论是在材料还是方法上，苏区的相关研究仍然在不断扩展。对此，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似乎是可资借鉴的。 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的众多新方法之一，它带来一种新的视角，并得到了不少新观点，使旧有史料焕发新样貌而成为“新材料”。概念史研究起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对历史的“语言”认知深化而出现的研究方式，打开了基于概念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解释视角。本世纪初，在中国学界也逐步兴起了概念史研究的取向。而中共党史学界，亦不乏积极引介者，郭若平的《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首次从理论和方法层面论述了如何在党史研究领域实践概念史研究。总体看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已成为党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领域。① 苏区史作为中共历史大结构的关键组成，同样面对着概念史研究的“到访”。以往对苏区历史的考察多为实践层面的，即一种实践史的方式，而苏区历史中存在着众多概念，它们或贯穿于整个中共历史，抑或是苏区特有，无疑都关联着苏区时空下相应的革命及社会等实践，钩稽着它们的轨迹。由于实践史与概念史之间存在着的不可脱节的关联，使更具阐释性的概念史研究必然(也必须)获得实践史研究的观照。②所以，将概念史纳入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无疑将对其中实践的认识提供有益的补充，从而丰富历史解释的面相，构建多元的解释体系。职是之故，在此从苏区历史中“苏维埃区域”这一核心概念出发，进行概念史研究的实践尝试，希望藉助概念考索，为有关“苏维埃区域如何出现”这一问题的考察提供不同层面的阐述，也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相关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备受迫害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如何继续推进中国的革命。随着重建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希望破灭，中共开始独立探索革命的道路，最终将方向聚焦在了“苏维埃”之上。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承认打造革命的左派国民党之努力毫无成绩，决定丢弃国民党的旗帜，“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③，就此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同时，共产国际也重新审定有关中国革命的策略。最终，1927年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让我们的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吧!”④共产国际正式确定放弃对革命的国民党的重建计划，转而用苏维埃来领导中国革命新的高涨。 既然确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方向，那么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呢？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积极从理论上做出解答，这也是一个将“苏维埃”概念融入中共革命话语的过程。 首先觉察并将“苏维埃”与已有的中国革命话语相融合的是共产国际，而且是从农村革命开始的。在确定让“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后，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要建立的政权的性质进行了讨论。1927年10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有关政权性质所属问题。在说明了对左派国民党的态度后，会议认为：“最近两个月来，共产党是打着‘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进入农村的。应当说，这个口号对于农村来说是最成功的口号”⑤，接着，将成功的原因总结为——“因为农会在其实践活动中实际上就是苏维埃”⑥。这无疑是将农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具体革命实践等同起来。但是，“苏维埃”与“农会”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名词，概念内涵必有差异，因此，需要就农会与苏维埃的关系进行说明。于是，会上就提出，农会口号要保留，“但是随着农会政权的巩固，随着它的权利的扩大，随着农村的这个政权占领越来越多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农会将开始变为具有特殊职能的苏维埃”⑦。根据这一论述，农会政权到苏维埃政权的变化其实是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反映，同时也是政权建设的更进一步选择。 与共产国际所理解的农会政权向苏维埃政权转变略有不同，中共在苏维埃的建立中则更为激进和直接。1927年11月9日到10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将农民协会等农民秘密团体组织的革命委员会视为各地农民暴动的指导，还确定在“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⑧的方针，并指出——“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⑨。中共此时对农会政权的态度已经随着其革命策略的激进转向而发生改变，已经由此前9月19日放弃左派国民党旗帜的决议案中的承认“‘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⑩变为取消此口号，进入过渡阶段。农会在中共的暴动计划中发挥激发和指导的作用，暴动一旦成功则开始过渡到苏维埃，并不像共产国际10月1日的会议中所述的类似过程。就目的而言，两者最终都是过渡到苏维埃政权，不过此时中共对苏维埃的追求更进一步。在策略上，它强调农会到苏维埃的过渡作用，即取消“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但同时仍进行组织农会的行动。这一表述显示了农会作用的转变，苏维埃政权将替代之前以农会为架构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分工是“苏维埃”进入中共革命话语体系后对已有概念的替代结果。概念替代的存在是以两者所具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其中，对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前后两个政权概念下要进行的共同革命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