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8)01-0107-10 图像是中国各朝代统治者笼络人心、树立统治形象、加强统治地位行之有效的工具。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1《叙画之源流》开篇写道：“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①强调了图画的社会教化功能。又曰：“古圣先王，受命应箓，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②紧接着他把图像与天地、先王、圣贤等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图像的神秘色彩。《宣和画谱》卷1《道释叙论》强调：“于是画道释像与夫儒冠之风仪，使人瞻之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曰小补之哉？故道释门因以三教附焉。”③诚然，道释像的这种瞻仰与宣教功能，也是统治阶级青睐的。 古代中国，寺观与宗庙是图像主要的展示场所，带有宗教性或世俗性的壁画，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蕴含，它们除了宗教仪轨上的限制，其内容多被统治者的权威所左右。宗教的世俗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皇权的影射，掌握着庞大权力的统治者，为了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利用图宣扬君权神授，皇帝代表神灵来管理百姓。 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惯用的手法是，把自己塑造成神的形象，或标榜自己是佛陀降世，或鼓吹自己是佛弟子，并出现在各种佛教题材中。北魏时期的昙曜五窟五尊佛，就是五位皇帝的化身，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也有冯太后、孝文帝的影子。初唐时期武则天依据怀义、法藏等人所进《大云经》，兴建洞窟，大塑佛像，广绘壁画，妄言弥勒下生，蛊惑民众，从而使自己大周宝座更加合法化、神圣化。④敦煌莫高窟各类佛经故事壁画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帝王、军政长官的形象，如各国王子举哀图、国王问疾图、国王听法图等，他们与各类佛陀、菩萨、天人绘在一起，俨然是佛教大家庭中的一员。 西夏笃行佛教，建国后，开国皇帝李元昊为隆兴佛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崇佛、赎经、译经、建寺等活动，确立了佛教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元昊还动用行政命令使官民皈依佛教，规定每年四孟朔，即各季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这种全民性的佛事活动，把佛教抬上了更高的地位。⑤《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也记载了西夏佛教兴盛的场景，(汉文)云：“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以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⑥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统治者向来尤为重视，西夏占领瓜沙以后，在此进行着频繁的佛事活动，虽然此时断崖上所开凿的佛窟已经达到相当饱和的程度，但是，党项人继续修建寺庙，营造佛窟，朝山巡礼，诵经拜佛。⑦西夏时期两窟区开凿、重修的洞窟达80多窟，留存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图像。西夏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统治者接受了中原传统的礼制思想与统治策略，并充分利用图像的功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做文章，塑造高大神性的帝王形象，传达君权神授的思想，让皇权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法器，使广大的信众臣服于他的统治之下。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主事者萨玛秀克在她的论文《黑水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就指出：“将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的容貌绘制于佛陀像中，这种做法并不是新的发明。唐朝统治者就曾将其威严的容貌表现在神像中。天子显然不满足于传统的造像艺术，他们也想在佛陀或菩萨的塑像中看到自己的容貌。”⑧西夏国王，既是世俗也是宗教的统治者，他通过加入宗教而成为如赞歌所描述的：“人类的皇帝、菩萨和佛陀，上帝的儿子。”⑨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木版画《西夏译经图》(图1)，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也是现今认识和研究西夏不可或缺的文献。它出现在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面，保存完整，图像清晰，图中有25身人物，都与佛教译经相关。最令人欣慰的是，这幅木版画出现了西夏文款识达12条，其中重要的一些人物形象都标出了身份和姓名。据史金波先生翻译和研究，这些款识翻译依次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相祐助译者，僧俗十六人”；“北却慧月、赵法光、嵬名广愿、昊法明、曹广智、田善尊、西玉智园、鲁布智云”；“子盛明皇帝”；“母梁氏皇太后”⑩。显然，通过翻译的题款，画中主要人物的身份一目了然，有安全国师白智光和皇帝，也有皇太后，这种布局结构比较特别，白智光国师端坐正中，正在主持译经活动，十六位僧俗助译者对称地分坐两边，他们或倾听，或凝思。尤为注目的是，画面下端左右相向分坐的两组人物，左侧四身人物，其中较大的一身头戴王冠，身穿团花长袍，手捧香花，仪表瑰杰，王者风范，三位手持金瓜的侍从紧随身后。从题款得知这位冠服端严、神情闲远的“子盛明皇帝”，被研究者认为是秉常皇帝。皇帝对面的四身人物，最前边较大女身坐像被三位手持团扇的侍从簇拥，头戴宝冠，项饰璎珞，着锦绣长袍，手持香炉，雍容华贵，这位举止端庄的人物形象显然和梁氏皇太后的题款相当吻合。在这幅图里，国师与皇帝、皇太后同时出现，除了反映皇帝重视译经之外，皇帝与国师、皇权与教权的关系都能够得到体现。萨玛秀克认为：皇帝侍从手中拿着非常别致的贡物，其中两位拿着王权的标志——顶部饰有平顶球的节帐。(11)
图1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译经图 (采自《西夏艺术史》，第164页) 西夏时期绘制说法图较为流行，榆林窟第2窟东、南、北三面墙上通壁出现了八幅大尺寸的说法图，这一时期说法图的构图，突破了以往的传统格局，在听法的队伍中，把皇室成员甚至高僧也绘列进来，使他们与佛弟子、菩萨、天王等处于相同的级别地位，把世俗人物神质化，把皇权与神权结合，提升了皇族的统治地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幅西夏文经卷《大方广佛华严经》(B51·001)，卷第74是《毗卢遮那佛说法图》(图2)，这幅说法图人物众多，达55身，有佛、弟子、上师、菩萨、护法、鬼神、诸天、伎乐，还有皇族成员。毗卢遮那佛端坐中央，正在说法，众菩萨弟子等簇拥两边，虔诚听法。陈育宁先生认为，左右两边的众多人物里共有8身皇室成员。这些皇室成员从图中看与其他的佛弟子、菩萨没什么两样，面相饱满，雍容华贵，戴高冠，着装饰团花的长袍长裙，带头光，他们与列神们整齐排列，浑然一体，使他们的身份从世俗人间上升至神的行列，受人膜拜，这一华丽的转变，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