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桥梁，张太雷在中共早期革命理论的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界有关张太雷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主题偏向，即实践研究多、思想探析少，有关张太雷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各项活动的研究远远超过对张太雷思想的探究。这些关于张太雷革命实践的研究勾勒出张太雷本人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其在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活动，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张太雷思想奠定了基础。[1]为数不多的张太雷思想研究过于关注张太雷个人思想的演变，忽视了个人思想与组织理论之间的互动。作为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桥梁，张太雷在传播、阐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民族殖民地理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中共“一大”到中共“三大”间对革命性质问题认识的转向。创建之初，中共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定位经历了由中共“一大”倡导社会革命到中共“二大”提议民主革命再到中共“三大”主张民族民主革命的转变，从中共“二大”到中共“三大”，“国民革命”逐渐取代“民主革命”成为主要的政治口号。目前学界关于中共“二大”到中共“三大”间中共革命性质认识的转变仅有概括性的描述，期间党内思想的分歧及个人思想对组织理论的影响等问题尚待解决。[2]本文所谓“革命性质”侧重于中共对国内革命与国际共运关系问题的认识，因此全文立足于梳理建党初期中共对于民主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希望在此基础上阐述这一时期不同人物的思想分歧，以及张太雷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中共创建前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中共“一大”前后，党内已经开始探讨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此时中共视中国为国际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国革命的对象是打击资产阶级，既包括中国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包括影响中国命运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共眼中，中国革命应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共运同步发展，逐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同推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初步接触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例如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提出：“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3]此时李大钊使用“资本主义”描述欧洲各国，但李大钊所谓“资本主义”已经触及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资本输出、国际垄断等核心命题。又如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指出，“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对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寄生性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4]再如1922年初李汉俊曾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与《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等文，强调中国内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市场展开的相互竞争，“世界底资本阶级对中国市场上的争夺，是阻碍中国作急速健全进化的最大障碍，我们非先把他们这种行动遏止不可”[5]。 1921年创建前后，中共党内普遍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早已被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例如1920年12月，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指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因此“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也有最少数的中国人在内”，“那些资本家所办的大工厂，都在欧美和日本，中国各大都市中也有几处”，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6]又如1921年3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同样认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7]部分共产主义者从中国隶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如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中强调虽然中国国内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8] 因此，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要求直接“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9]，这其实就是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家。这一认识与共产国际当时的看法有相似之处。1920年7-8月，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召开，罗易在大会上做了主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的报告，提出远东中国和印度等国属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10]许多国家代表响应罗易的论断，如马林指出爪哇农民“已经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应该积极联系远东革命者，让他们“听听某些共产主义课程”，以便于推行共产主义工作。[11] 此时中共党内许多人认为中国革命同当时欧洲各国特别是俄国革命的性质与目标相同，中国无产阶级通过打击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参与国际共运，希望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同步发展、相互支援。如陈独秀指出弱小民族“在列强自身内被压迫掠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弱小民族携手努力世界的改造成功以前，决没有一日能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铁蹄和算盘的蹂躏的”，呼吁“世界劳工团结起来”。[12]又如蔡和森强调“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通过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动国际共运的发展，国际革命成功后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13]再如李达认为中国革命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李汉俊甚至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权名义上“虽在官僚武人之手”，“制度上却在资本阶级之手”。[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