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中国近代史，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毛泽东及其思想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集中“发难点”。一段时期以来，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国内沉渣泛起，而且在海外也存在一定市场与影响，诸如20世纪90年代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和新世纪张戎(Jung Chang)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张著)之类。经过国内毛泽东研究领域诸多学者的批判性研究与回应，以及大量权威毛泽东文献的公开出版，所谓“私人医生回忆录”已从根本上被证伪。然而，张著打着学术性研究的幌子，经过大量所谓“学术包装”而极具迷惑性，在海外产生了极坏影响。不仅如此，张著中的一些错误乃至荒谬的观点，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国内，并成为国内少部分人虚无化毛泽东的“证据”。对此，国内学界对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给予批判性回应①，分析了其主要观点、表现形式，并对错误与危害进行了批判，取得了较好的学术与政治效果②。其实，早在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批判张著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前，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批主流学者已自发组织了一场严肃的学术性批评与回应③。这构成了21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一场大规模论战，本文拟将其称为“第六次论战”④。此次论战的爆发，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次重大理论转型，即21世纪以来海外学界关于毛泽东的研究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偏好”向“客观历史性研究”的范式转化，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及其时代的研究，已经愈发摆脱原先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性客观研究。本文通过对此次论战缘起及过程的描绘，集中概括、分析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以期揭示此次论战的学术意义，并对构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某种批判性参考。 一、论战缘起及其过程性概览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逐步实现了从单纯意识形态辩论向客观性历史研究的范式转换，这标志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原则、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而言，海外毛泽东研究从产生之初，就面临着学术性与政治性相互交错的复杂张力关系——学术性研究很难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纠缠，关于毛泽东的纯粹学术性研究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夹缝中艰难生存。这主要是毛泽东所独具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象征性地位使然，关于毛泽东的研究成为西方政界与学界窥视“冷战”背景下中国的主要议题与中介。以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为例，该中心最初直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情报与政策咨询功能，并且它最初的两笔启动经费亦是源于军方(国防部和空军)的支持与援助⑤。可见，海外毛泽东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定位，并非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以学术为依托、服务于政治的咨询功能，从属于西方政府的“区域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毛泽东在政治舞台上的显著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海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成为“中国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年代，海外毛泽东研究在西方社会原先所承担的政府政策咨询功能开始弱化，从而获得了相对独立自由的学术发展空间。 20世纪90年代之后，海外毛泽东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愈发摆脱了浓厚的政治氛围，成为海外学者进行学术审视的客观对象，即“政治淡出”与“学术凸显”的新趋向。当前，海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研究，主要不是如其前辈一般是为了通过毛泽东来窥探中国未来政治社会走向并为西方国家政府提供所谓政策咨询，而更多的是将毛泽东视为客观学术对象进行分析解读，并且对毛泽东的研究已经逐步实现了双重突破：一是从围绕政治中轴的“一元中心论”，向“多角边缘”(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积极扩散；二是从以“毛泽东研究”替代“中国研究”，转向对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除了西方社会与学界内部的学术转型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社会发展的内部原因。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当代中国取得了令西方社会瞩目的显著成就，这无疑直接消解了西方意识形态学者原先附加于“中国道路”之上的种种歪曲与偏见(诸如，权威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变体等)，西方学界开始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取得了全方位的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极大地拓展了海外学者观察、审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性维度。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开启的这一新的学术氛围之下，海外学者不仅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研究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展开，而且对于“中国道路”的历史基座——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也开始有了更加客观中立的科学认识标准。至此，从客观学术层面审视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逐步成为海外学者的主流范式。 然而，由于“后冷战”时代思维惯性的作用，以及研究者主观好恶等感性因素的裹挟，海外部分学者所谓的“学术研究”，与目前海外主流研究者业已形成的“研究共识”发生了严重冲突。其中最为显著的代表性事件便是，21世纪发生在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第六次论战”，即围绕张戎所谓“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引发的理论批评。21世纪以来，海外毛泽东研究所经历的从意识形态辩论向学术理路分析的范式转换，正是此次论战能够集中爆发的重要历史性背景，也是此次论战得以产生的根本性原因，即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流学者捍卫毛泽东研究主流范式的话语权之争。张戎与乔·哈利戴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于2005年出版⑥，该书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激烈反响。西方新闻媒体发表大量“赞美性”评价的书评或评论报道，诸如，《卫报》发表的书评认为该书“震动世界”；《纽约时报书评》认为该书通过大量采访与原始史料解读，消解了任何宣称毛泽东合法性的支柱；《时代周刊》刊发的评论文章将该书比喻成一颗“原子弹”；等等。正是在媒体评论员、政治家和出版界代表的共同哄抬下，该书作者宣称完全改变了人们认识毛泽东的方式，也改变了认识中国革命史的方式。由于张戎长期在中国生活，加之其合作者宣称对所谓大量苏联、东欧乃至非洲原始档案材料的掌握与解读，以及他们为该书出版发行所做的宣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该书在出版之前就受到大众乃至西方学界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与期盼。该书出版之后，发行量很大，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最畅销书，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轰动”效应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