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8)04-0062-07 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湘潭西乡所做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中，得出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1](p.33)的重要论断。该论断体现了毛泽东对于民情的体恤、对于国情的掌握、对于世情的了解，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把“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所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远不止此，在更深层次上还具有诸多实践魅力和现实意义。那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与实践中有哪些可以成为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办法并进一步指导乡村振兴战略?对此，本文进行深入研究。 毛泽东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中深刻地指出：“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1](p.3)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央的顶层设计，更是因为它符合了当今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方向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重新提出：“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2]这继承了毛泽东在1955年所亲笔书写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3](p.527)的著名论断，而新时代又把乡村振兴重新提升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我们必须坚决地贯彻。 一、坚持以解决主要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以多面受敌法为基本方法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强调了在错综复杂的事物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但必然有一种是主要矛盾，而矛盾的基本形态是不平衡，又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面对如何解决矛盾，他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4](p.322)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有关方法论阐述中，毛泽东指出：“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如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pp.25-2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集中体现。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 新时代亟须破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世纪性难题，即城乡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提出：“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6](p.556)面对城乡的矛盾，毛泽东指出需要用质的方法去解决，就是要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4](p.311)多年来，部分区域形成了歧视农民的歪风邪气，设置了许多农村发展的障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开篇论述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时，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以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富、共享、共福。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中，以一个人初来延安从陌生到科学、具体地了解延安所需要的研究方法举例，给出了调研农村、治理农村的方法，即从观察到分析，再从分析到综合。这实际上是要求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善于分析，还要善于综合，有分有合，综合施治。他强调苏东坡用“八面受敌”的方法研究历史是合理有效的，而“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1](p.2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多面受敌”法的最好体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样需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六者结合，缺一不可；其总体要求是把摆脱贫困作为前提，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者结合，缺一不可；其具体方略是通过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乡村五振兴”理论形成良性的协调、循环系统，缺一不可。 二、加强顶层设计，确保稳中有进、持之以恒 毛泽东在1941年9月《关于农村调查》的第一节“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中，强调农村工作信奉科学与长期调查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在此基础上，为了与时俱进地适应事物的运动性、变化性、进步性，“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1](p.21)如何做到长期，他提出具体要求：“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工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1](p.21)其中所强调的农村工作需要长期性、有耐心、有步骤等要素，奠定了农村发展的总基调，即稳中有进、持之以恒。新时代更需要这种总基调，才能不断地深化认识农村、发展农村、振兴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