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柏连孜论汉语语法研究

      《汉文经纬》（Gabelentz 1881）面世三年之前，甲柏连孜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32卷上发表长文《论汉语语法学史和汉语语法研究理论》（Gabelentz 1878）。这篇论文由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史评，分十八节，回顾了西方人研究和著述汉语语法的过往史，从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Varo 1703）讲起，止笔于童保禄（Paul Perny，1818-1907）的两卷本《西汉同文法》（Perny 1873，1876），述及十八位语法家的二十余种著作；第二部分为展望，含八十三小节，意在确立汉语语法学的目标，思考了研究应该怎样进行，需要解决哪些大问题等。关于此文第一部分内容的评述，我写入了“汉语语法批评史”，这是拙稿《西方汉语研究史》（待出）的第二章语法篇底下的一个专节。据我掌握的资料，撰写专文回顾汉语语法学史，反思十八、十九两个世纪研究的得失，甲柏连孜是第一人。在他之前，也有不少语法学家意识到了回顾、反思以往研究的必要，但一般是在自己撰著的语法书的序言里顺带做了这件事。

      这里我们要谈的是第二部分（Gabelentz，1878：634-64）。这一部分讨论了观察语言的各种视角、汉语语法的要义、语法怎样为语言教学服务、翻译在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教师和学生对语法书的不同需求等。

      1.语言几何体和语言有机体

      身为语言学家兼汉学家，甲柏连孜审视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于一般的汉学家。汉学家考察汉语语法，首先会说明：汉语为什么难学，或者为什么不难学；语音、语法、文字诸方面的特点何在；欧洲学生尤其应注意哪些事项，等等。这类问题甲柏连孜在适当之处也会论及，但在这里，在展开汉语语法的论题之前，他首先阐述了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是汉学家们很少会想到的。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语法学家感到最棘手的事情莫过于如何把握这种语言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即，语言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和作为一种具体描写方式，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一方面，语法学家所目见并欲描写的语言必然是种种现象的总和，“如同一个‘几何体’（ein geometrischer ），在每一时刻都可以从所有的方向上加以观察”；另一方面，对每一现象的描写都像是一根线条，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始终朝着一个确定的方向延展[1.-2.]①。

      于是要问：凭借这样的一些线条，能否完整地测知那一几何体？对此甲柏连孜抱有希望，相信通过逐段逐条的测量，最终有可能把整个几何体的面貌描绘清楚。后来《汉文经纬》全书的布局，除开逐级划分卷、篇、章、节之外，还采用了连续的数字编节法；所分1470小节中的每一节，便犹如一根线条，描述汉语里面的一种现象，揭明构造的某一微细方面，或举出一种用法，例示一条规则。语法书的这种独立于篇目的数字编节法，始于雷慕萨（Jean 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的《汉文启蒙》（1822），后来为许多著者效仿，也为甲柏连孜所喜爱，称之为一本语法书的“外部技术装设”（technische Aeusserlichkeiten）。它的最大好处并不在科学而在于实用，很便于参照查索。

      当然，语言不止是一个几何体，否则一贯到底运用数理方法，就能解决所有语言的语法问题。甲柏连孜继续使用比喻，称语言还是一个“有机体”（ein Organismus），而有机体不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且具有独异的个性，意味着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其结构特性绝不重复。在一个语言有机体的内部，“每一成分都与整体保持着目的明确的相互关系，即，一个成分以另一个成分的存在为前提，其作用或在支撑，或为限定；虽然这一整体受到某种共同的生命原则（Lebensprinzip）辖制，但各项具体的器官具有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功能。一种系统的语言描述，其核心部位以及出发点就在于此。”[3.]这样的语言有机观与现代语言结构观很接近，在十九世纪相当流行，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因为类似的说法早就见于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语言哲学阐述。

      不过，语言有机观是一种哲学认识，对所有的语言都适用，而汉学家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汉语作为一个语言有机体，其语法的有机性体现在哪里？撇开“有机体、有机性”这类喻称，改用普通而直白的说法，等于问：汉语显著的结构特性有哪些？

      2.词序加虚词：汉语的生命原则所在

      对上述问题，今天大多数研究者恐怕会感到难以作答，因为问题很大很泛，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此外也因为问题本身仍具有开放性：汉语的结构特性究竟何在，还有待通过语言的比较研究去揭启和证明。可是当年西方的汉语语法学家却普遍认为，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汉语语法的构造不再是秘密，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中国言法》的前言里已经给出了答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