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来，借助已然开通的跨洋航路，西人开始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而汉语的习得遂成为他们能够与华人世界进行深入交往的必要条件，这也使得一些来华人士对汉语的学习充满了热情，并编纂了许多教学用书、工具书等，由此而记录下了他们试图在语言的层面上触摸中国、探索中国，进而介入中国的“东方之旅”。 当然，汉语不属于单一语态的语言，由此也会给研习者造成甚大的困惑与困难。对于这种情况，如19世纪前来华的一些传教士利玛窦、万济国、马若瑟等均已有述及，尽管在分层上仍显得比较粗泛。如做更细的划分，汉语首先存在着“文”与“言”即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书面语又常被看作有文言与白话之别，即我们所称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区别。文言文在秦汉之后作为汉民族使用的标准化、统一化文字，是所有识字者都需要掌握的；而所谓的白话文，主要是指纸面上写下的通俗化文字，并最有代表性地体现在通俗小说等文本中，虽然在后来的理解中许多人会将之视为一种相对统一的文体，但不同的白话文本因时代与地域的差别仍会在语言表述上存在诸多差异。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与后来所称的官话并非同一种语体，还不可直接将二者做对等式的理解，而这也是在概念上最易为外来的学习者所混淆的。关于“言”的部分，即汉语口语，可笼统地分为官话与方言两个大类，“官话”，从字面的意义上看，常被解释为是官员之间通用的口语，这在来华西人中已形成一种固定的判断。①方言则属一般的日常用语，因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其分化程度极为严重，北方如此，在同一省份或县与县之间也会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南方则更甚，以至于会“在二三英里以内，就遇到一种新语言”，②这也是因其在词汇与发音等方面均存在着甚大的差异。用巴比伦塔倾塌的寓言来形容这种“无穷播散”的状况似乎很是恰当。 以是之故，早期的来华传教士，首选想要去掌握的，就是文言文与官话，毕竟这两种语言的通用性要大得多，相对而言，一旦掌握了文言文，便可阅读汉语的基本文献，借助官话则可以在日常交往中打通地域上的隔阂，尤其是可与中国官方与知识精英们进行直接交流。至少从目前所存的材料看，在19世纪之前，来华传教士等所编纂的汉语材料或著述，基本上依据的或是文言或浅文言，或是官话，很少有专门针对方言的。据学者的考订，现在可知的以方言为主要对象的编撰，唯有16世纪由西班牙传教士们写下的几种，确定的如有拉达（M.de.Rada）所撰的《华语语法与词汇》（Arte y Vocabulation de la lengua China）与齐瑞诺（Petrus Chirino）撰写的《汉语西班牙语词典》（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③二书均为手稿，是两位传教士在菲律宾布教期间跟当地的福建侨民学习闽南方言的札记。从总体上看，19世纪前来华的传教士，尽管也有一些会去尝试学习地区方言，以便跨越交际上的屏障，深入到民间去布道，但却没有留下专以方言为撰述目标的文献，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与作为来华传教主流的耶稣会士从一开始便将注意力集中在通用语即文言与官话的使用是有密切关系的。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对汉语各地区方言的关注与撰述，始终是早期来华西人所甚为匮乏的。 但这种状况在19世纪来华的西人，尤其是传教士那里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各地汉语方言的习研被纳入许多传教士的日常视野，并出版了一批方言教学与研习的著作，也可以说是出现了一段“方言热”。这种方言撰述的现象，有多方面的意义，需要做进一步的阐明。当然，在此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另外一种趋势，即大约自19世纪中期始，在来华西人中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即从早期对各地方言的习研，急剧地转向以官话习研为主的兴趣，由此而在介入汉语的历史进程中划出了一道鲜明的刻痕。鉴于话题的限制，本文主要集中于对前一阶段历史的考察，而其后有关语系转向的问题则留待另文处置。 二、聚目方言：19世纪初新教徒的撰述 19世纪初英美新教团的来华，可看做是在18世纪已然中断的天主教扩张运动之后，以一种新的方式再次衔接上了传教的链条。重新开辟的这一传教的通道，不仅声势更为浩大，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与第一波传教运动的明显差异，这也包括在风土化意识与语言种类的操持上。④不同于19世纪前的天主教传教士（又以耶稣教会为主）基本上隶籍于欧陆各国，来华新教传教士则以英美国家的教徒为主体，即属于全新的另一拨人。仅以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正如不少学者所常征引的，直到1792年马戛尔尼访华，英国国内尚无法觅得一个会讲中文的人。尽管旧有的传教与知识资源也多有可利用之处，但新教徒所面临的也将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工作状态。 先来看19世纪最初与中国接触的两位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马士曼的情况。与之前欧陆来华的耶稣会士一样，他们也将对汉语的关注点置于“通用汉语”，即或是文言，或是官话的学习上。据资料显示，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在1805年左右始投身汉语学习，并在研究的基础上于1809年出版《论汉语的字体和读音》（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914年出版《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藉此而声名鹊起，二书也是尝试用英语撰写并出版的第一批汉语研习著作。⑤从该书参照与引用的材料看，基本限于传统的文言文献，这与马士曼并未正式进入中国内陆而只能通过纸本文献来接触汉语有直接的关系。 但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礼逊自1807年入华，便长期以广州为其据地传教，从而成为一个颇谙当地风土的中国通，并对汉语各层次的语体均有探入。其书信中谈及雇佣与跟随多名中国教师学习汉语，不仅阅读、专研过大量的文言古籍与辞典，常以逐句翻译文献的方式学习汉语，而且也曾努力学习口语，即官话与广东方言。当然，相对而言，在书写与口语之间，马礼逊等早期入华的传教士会一如其前人，更多地关注书写文字。关于其中原因，随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米伶（William Milne）等均有解说，一是汉语口语受到各地方言的限制，“如果不借助于笔谈，就连邻近省份的人（笔者多次亲眼目睹）都不能够深入地交谈下去”。⑥再者，便是当时朝廷禁教非常严厉，限制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不让他们与中国人接触，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印刷品会具有更为特殊的便利优势，通过秘密传播的方式，“大量的书籍可以像潮水般涌入中国”。⑦既然如此，对汉字与书写的研习就会成为传教士们的一种首选。比如马礼逊入华后便为之投入大量的精力，这也为其编撰汉语学习的工具书《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以及将《圣经》译作中文奠定了基础。从语体上看，对《华英字典》的编撰即主要以文言文献如《康熙字典》《五音韵府》等为依据，对《圣经》的翻译则采用一种间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折中体”（a middle style），⑧后者据其所述，大致类似《三国演义》那样的“浅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