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的漂泊人生：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

       一、研究背景、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伴随价格低廉的移动数码设备的普及，中国数字鸿沟早已不再是单纯地由二元化的“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匮乏者”(information have-nots)所构成。“信息中下阶层”(information have-less)一词用于描述多数中国互联网用户更为贴切，①它包含了农民工、农村留守人口、下岗工人和其他社会弱势阶层群体，强调这些社会群体与中低端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es，ICTs)的关系。他们不是绝对的信息匮乏者，而是主动采用信息技术来解决问题的实践者。②但在过去30年里，中英文的ICTs研究对信息中下阶层的学术讨论都极为有限，③数字媒体与信息中下阶层之间的关系需要传播学界更多的关注。④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8年第4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民总数达到7.72亿人，从一些数据仍能看出，绝大多数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此外，以往的媒介研究往往没有讨论农民工的内部差异，大多将其视为基于地域、居住城市或职业的静态、单一的社会群体，并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迁徙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近年返乡农民工的社会学研究表明，当代中国人口迁移有着不同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有的会留在城市，有的回到家乡，有的则像城乡之间的“候鸟”⑤或“钟摆”，⑥随情况而决定去留。⑦

       有鉴于此，本文从“工厂女工”手机使用调查过程中的意外发现出发，将生命历程视角与数字媒介研究联系起来，丰富我们对于信息中下阶层的理解。以往的农民工媒介研究往往将其弱势的社会地位视作默认前提，但没有深入分析实际影响他们弱势地位的具体原因。⑧本文采用田野观察、焦点小组、非正式访谈的方式收集数据，考察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人选择和家庭决策对手机使用的影响。受制于研究条件，在过去的中国数字媒介研究中，研究者很少采用这一研究方法。当研究只专注于他们的目前职业或者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而不是具体的人生轨迹时，他们的流动性和异质性就无法被研究者捕捉到。

       本研究的最初目的是通过招募合适的小组成员来了解“工厂女工”的手机使用习惯和媒介内容偏好。根据CNNIC(2018年)的统计，97.5％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手机上网，手机已经成为最常用的互联网设备。研究初期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19名受访者中只有4人没有智能手机，87％的受访者使用手机上网。因此，手机被选定为研究聚焦的数字移动媒体。

       2016年7月和8月，研究者在社工机构的协助下，在深圳、东莞和广州组织了5个焦点小组。小组成员总数是30人。参与的女性来自广东省农村地区或中西部省份的县城和农村，年龄在20-50岁之间，均未接受高等教育。每个焦点小组的参加人数从4人到8人不等，讨论时间长度为1-2小时。在焦点小组实施的前后，研究者与社工、参与者进行了非正式的聊天，并查看了她们的手机界面和微信界面，以获取更多信息。整个焦点小组的讨论过程以语音形式进行了记录，讨论内容随后被编码。

      

       焦点小组的优势是可以获取细节性的描述性数据，⑨了解受访者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因为答案不受研究者的偏见引导。⑩另外，本文分析的数据不仅包括焦点小组讨论，还包括研究开展过程中的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与工作人员和小组成员的非正式谈话，焦点小组开展的背景环境，研究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焦点小组的研究者需要充分把握和超越数据，以确定更广泛的过程和概念，对数据含义的敏感性可以帮助研究者产生分析性主题。(11)生命历程这一视角是从数据收集过程中而不是从文献综述中获得，这里采用了归纳的数据分析方法。

       本文尝试解决的研究问题如下：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如何理解作为信息中下阶层的流动妇女？不同生命阶段的流动妇女如何主动采用信息技术来解决她们各自工作与生活中的问题？她们的手机使用受到哪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移民妇女与手机使用

       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全球劳动移民的女性化现象，(12)关于跨国劳工妇女的媒体研究一直在增长。中国的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跨国劳工非常相似，都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结构性差异而成为可能。(13)所以本文不会过分强调中国劳动力迁移的特殊性，并且也将东南亚、东欧、南美等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劳工ICTs文献加入讨论。

       经济不平等的观点反映在一些研究者对跨国劳工妇女手机使用的理论化工作中，比如“锚定的流动性”(anchored mobility)(14)或“不能动的流动性”(immobile mobility)，(15)都指出了流动性一词遮掩了移民劳工的社会网络稳定性和加剧的结构性不平等的神话。曹晋对上海家政女工手机使用的研究也指出根本的一点，流动妇女的手机使用无法帮助她们跨越社会地位和性别身份，超越城乡、地区、技术与经济的支配性力量，而只是帮助她们在城市顺利出售廉价劳动力，成为媒介技术的消费者。(16)除此之外，大部分跨国劳工女性手机使用的研究文献没有发展分析性的理论概念，而主要集中在个案的研究发现，探讨手机在她们维持家庭关系、建立社交和工作联系、异地履行母职(trans-local mothering)等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