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1-0021-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整体的规划：从2020年到2035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发展历史方位、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既要适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还要兼顾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支撑与引领。何传启认为实现现代化有“三条道路”对应三种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后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1]经典现代化、后现代与新现代化是理解现代化的三个重要角度。但三者中任何一个角度都不足以涵盖“基本实现现代化”和支撑与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双重目标，因此不应当简单地在经典现代化、后现代、新现代化截然划分的基础上去理解新时代的教育现代化，而应当在不完全摒弃经典现代化、后现代、新现代化的宝贵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符合中国实际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应当是立足中国实际国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指引下有机融合经典现代化、后现代、新现代化思想精髓的融合式教育现代化。 探究融合式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可能，首先应当澄明如何分别从经典现代化、后现代与新现代化的角度去理解教育现代化，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澄清致使讨论教育现代化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经典现代化、后现代、新现代化之间理论边界模糊，如碎片化、虚无化、功利化问题，在有的学者看来是现代性的困境，有的学者则将之视为后现代的弊端。另一方面表现为态度上的矛盾，有学者提倡现代化，有学者反思现代性，有学者提倡新现代化，既有学者推崇后现代也有学者批判后现代，这些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但容易使人感到迷茫，因此“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把握教育现代化的问题成了今日不可回避的主题”。[2] 一、实现经典现代化的诉求仍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 经典现代化可以从社会形态与精神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社会形态理解现代化如吉登斯所言是对“现代性做出一种制度性的分析”[3]，主要表现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市场化的经济制度、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制度。因此，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特点去理解教育现代化，具体表现为教育的“普及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平等化、效率化”。按照褚宏启教授的看法现代性的“本质是‘现代精神’”[4]，从精神角度去看现代化问题可以称为现代性问题，以与制度角度的理解做出区分。“理性精神的凸显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只有充分显现理性能力，人才能有效地认识、改造自然与社会，从而使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成为可能。同样，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是以公民具有对于自身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理性自觉为前提。”[5]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核心，更是科学、民主等现代化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精神基础，因此从精神的角度理解教育现代化其核心是发展教育的理性精神。 从经典现代化角度理解教育现代化就是注重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教育的“普及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平等化、效率化”。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矛盾的新时代，教育“普及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平等化、效率化”是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的最有效方式，应当是现阶段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加之我国的教育现代化是晚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我国教育传统先天性的缺乏经典教育现代化所强调以理性精神为核心的“普及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平等化、效率化”等方面因素。近代社会由于国仇家难的迫切性导致“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6]29成为时代最迫切的主旋律，使经典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当代我国的教育仍有很多方面远未达到后现代思想所批判的现代性过盛，经典现代化的追求如哈贝马斯所言乃“一项未完成的设计”[7]。石中英曾指出“‘理性’作为教育的目的或教学目标，在我国以往与目前的教育目的或教学目标的表述中都是没有明确的，在日常的教育或教学生活中，广大的教师们也很少明确地将保护、训练和发展学生的理性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8]，教育对作为现代性精神核心的理性精神的重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以理性为核心的经典现代化的诉求不仅仍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关键议题，更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最迫切的问题。后现代也好、新现代化也罢，必须以教育“普及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本化、平等化、效率化”的发展为基础，离开这些最基本诉求的“认识与把握去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视角，无异于缘木求鱼、盲人瞎马”[9]。 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经典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可以上溯至16到17世纪，其部分观点已经与当前时代脱节，一些工业式的隐喻与教育观念的嫁接在教育实践中衍生了不少问题，如教育中“无人身的理性”、唯科学主义、人才培养的同质化、教育评价的唯数字化、教学方式的灌输化等倾向。经典现代化理论不能完全涵盖新时代的时代诉求，对经典现代化模式的亦步亦趋会使我国教育发展错失弯道超车的可能。因此，在认识到经典现代化任务重要性的基础上，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需要的现代化绝不是陈旧的西方现代工业化的翻版，更不能无视现代性存在的问题封闭批判现代性的可能。 二、后现代理论对教育现代性过盛的危机提出了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