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最后一份晚报《新晚报》停刊以来，国内传播业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似乎香港的晚报不行了，全国的晚报也将步其后尘而衰落，这是生活方式变化的必然结果，云云。 所谓的生活方式变化，多是援引香港的情况，诸如丰富夜生活的吸引，电视的冲击，人们开始转为早上看报而非晚上，早上活动推迟以至晚报抓不到当天新闻，等等。平心而论，这些变化都是可能发生的。然而，可能不等于现实，未来不等于现在。任何变化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其发生也需要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认识这一观点，对于正确地估计我国目前及长时期内生活方式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将对报纸（包括日报与晚报）经营产生的影响，从而实事求是地确定报业发展的战略，也是十分必要的。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大陆，生活方式的变化已经达到或接近香港特别行政区了吗？让我们用调查的事实来说话。 一、广州人在什么时候看报？ 广州达门信息公司在1996年12月至1997年1月在广州市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共调查16岁以上的广州居民2906人（调查工作及分析由北京广播学院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博士主持），结果表明： 广州人在晚餐前后看报的占40.1%，临睡前看报的占12%，两者加起来占52.1%。相反，只有8%的人在早餐前后看报，有时间在此时看报的这部分人的身份不难想象；另有21.5%的人在上班时候看报，调查表明这些多是“一般公务员”。 从生活实际出发，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也不难理解。即使在广州这样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工薪一族仍占大多数，大多数人早上根本没有时间看报，在上班时看报的人多是“一般公务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确实对信息的关注有所加强，但机关事业单位管理趋严，办事效率加快，在办公室内“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现象继续减少。调查证实，70.4%的人是在“家中”看报的。 笔者特地在周末到广州最受群众欢迎的饮早茶去处之一——泮溪酒家考察，从早上7时半到8时半，极目所视，榕荫厅满满开了19桌，大桌8人以上，小桌至少4人，200多茶客，仅持有6份日报，而且饮茶后还带走。后来半数桌子换第二茬客人，仅带来两份日报。这与笔者在香港荣华酒楼饮早茶完全不同，那里茶客几乎人手一份日报，看完即弃。 这与日本情况也不同，那里早晨地铁内到处是看报的人。而调查表明：广州只有1.1%的人“在上下班（学）途中”看报。想想广州公共交通状况，不难相信这个结果。 由以上结果可见，认为多数市民改为早上看报，并不符当今实际。 二、京沪穗深有多少人享受“丰富的夜生活”？ 1996年由柯惠新博士做的另一项大型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市共抽样6408人，其中问到“最近一个月，您从事过以下哪些活动”，列了15项文化娱乐活动，其中两项属于夜生活：1.看电影或文艺演出，北京8%，上海14.9%，广州6.2%，深圳12.9%，这样做的人不多；2.去歌舞厅、健身中心娱乐锻炼，北京4.2%，上海5%，广州6.4%，深圳10.1%，多乎哉？不多也！ 也许是因为调查表没列出更“现代”的玩意？可是，在“其他”一项，也只有寥寥的个位数。 倒是传统的消费消闲有市场，比如“逛街购物”一项，北京44.4%，上海40.7%，广州36.9%，连最“现代”的深圳，也有45.5%的人参加。 结果可能令人失望，也叫人清醒。可以想象，有多少人享受得了高尔夫、桑拿浴、健身金卡？即使20元一局的保龄球，又有几个人自费享受得了？办报人最重要的是群众观点，不要把少数大款和公费消闲者的夜生活当作大众正在享有的生活。对于大众来说，一份五角钱的晚报，总比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来得现实，而逛街购物之类的传统消闲，根本与报纸的销路无关。 三、电视冲击了谁？ 首先要知道在电视普及的今天，什么人依然要求从报刊上获取信息。在广州的调查表明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有64.2%要求从报刊上获取信息，这要求在高中文化的人中升至82.3%，在大专文化以上的人中则升至86.8%。可见文化程度越高，越重视报刊的信息。而我们社会的趋势是有高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报业发展的机会还很大。 其次，我们要知道，人们什么时候看电视？调查表明，广州人平均每天用88分钟看电视，39分钟看报纸。这39分钟对那些晚餐前后看报的人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临睡前看报的人了。而51.8%的广州人在19:00至21:00先后进入看电视时间，这也是北京人(66.4%)，上海人(60.2%)，深圳人(44.9%)看电视的最高峰时间，看来这四个城市的人目前看电视的习惯还是很相似的。 这一点，可以证明目前电视对晚报几乎并无冲击，只有像欧洲人那样晚上9时才用晚餐，或香港人晚上近8时才用晚餐时，才可能对传统读报方式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