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说自19世纪初开始逐渐传入中国，①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在如何处理西方舶来经济学说与中国本土经济学科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学界长期存在巨大争议。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曾就此问题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掀起了一场热烈探讨：有些中青年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说表示出“全盘肯定”与“全盘照搬”的态度，有些学者则批判了西方经济学说的阶级辩护性及一些基本假设、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②但随着讨论的推进，很多学者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西方经济学说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关系，因此中国经济研究应将二者兼容并蓄。③更进一步地，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应立足中国、珍视传统，在区别于舶来经济学的同时，也应主动汲取舶来经济学的一切合理因素。④讨论中我国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说在引进、应用，同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诸多公认的“中国化”成果，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整体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过渡经济学理论等。⑤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早在近代就已出现。中国人士在19世纪下半叶就先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⑦的观点，表现出对西方新兴学问的开放和对中国本土学术的坚持。在随后的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发展中，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出版经济学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评论、补充已有观点，构成了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五四运动”的爆发开启了国人学习西方经济学说的高潮，大量海外留学经济学人的归国及经济学术团体的组建也促进了西方经济学说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实践。20世纪30年代后，民族意识在社会各界广泛兴起，思想界开始出现“学术中国化”的发展诉求。⑧如有观点称，“学术中国化”即为把“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⑨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传统思想的延续，即认为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连系起来”；⑩更有学者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高度，指出“学术中国化”是为了使得外来理论便于理解、消化，符合中国需求，使之转变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进而成为世界学术积累的一部分的过程。(11)
在“学术中国化”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和“建设新中国最基础的理论部分”，也成为被要求进行中国化改造的对象。(12)20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就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1942年，《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专辟一栏，指出“真正适合中国需要的新的经济学体系，还有待我国经济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13)并随之进行了“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财政学”、“中国金融学”及“中国经济史学”的专题探讨。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学术的重要成果，如民生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化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等，在20世纪40年代也涌现出较为系统的观点和优秀的创见。可见，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事实性探索，还是其明确的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客观存在的，且有我国学者强烈的自觉意识贯穿其中。从这个角度，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近代考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颇值得展开详尽探讨。这不仅有助于整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也将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历史参照。
很多研究在考察某些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专题时，都曾触及“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范畴，这也恰恰反映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是近代中国经济学发展、深化的一个重要指向，其具体包括：近代留学生群体的经济思想研究(14)、近代经济调查及相关机构的经济思想研究(15)、近代学术团体的经济思想研究(16)、学术流派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研究(17)等。这些研究在一定层面上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细致的分析，但在整体考察方面尚显不足，(18)未能系统展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历史风貌。而且，已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具有留学背景的经济学专业人士及群体上，对于社会广泛存在的中国化探索，相对有所忽视。因此，本文将以“广义西方经济学说”(19)为出发点，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在内的视角出发，基于广泛的资料整理与案例搜集，(20)尝试系统考察近代人士对于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多种形式的尝试、主要成果及达到的程度和高度，从而提炼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实施路径，并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启示。
一、西方经济学说的中国化之辨
现代经济学作为一项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追求，但在应用研究层面解释和应对现实问题时，必然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进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本土化”转变。新古典学派奠基人马歇尔认为：“尽管经济分析和一般推理具有广泛的应用。然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并且每一次社会条件的变化都很可能需要经济学学说有一个新的发展。”(21)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22)新制度学派和发展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谈到西方经济学之于欠发达国家的作用时表示，西方经济学说术语来源于西方经济社会的水平、生态、制度乃至文化，是特定情境下的逻辑与规律提炼，若直接移植可能存在谬误。(23)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埃德·雷诺兹(Lloyd G. Reynolds)也捕捉到已有西方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及欠发达经济之间难以直接移植的关系：“人们把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时，很少会发现这些工具是完全适用的或完全无用的，一般是经过适当的改造有些用处。”(24)
不难发现，经济学说的本土化发展，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学派的经济学者的肯定。他们所普遍持有的依据在于，某种经济理论的形成，往往基于所观察样本的经济运行基础条件、特征与问题，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当其他社会或地区引入并应用该理论时，如若其经济社会环境与产生理论的样本存在较大差异，就会导致经济理论在现实领域发生扭曲和不适用。近代中国传入的西方经济学说，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地区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其与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乃至政治文化背景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西方经济学说在进入中国后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实际中也是客观必要的。
“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定义在近代就已出现。著名教育家柳湜认为：“在经济学上，(中国化)是接受世界上最进步的经济学说，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尤其是研究抗战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运动发展，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诸法则。”(25)当代学界也有一种较流行的定义，即方福前从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操作层面给出的说明：第一，要剔除西方经济学说中有明显意识形态、价值观不一致的内容；第二，要把不适合中国实际的西方经济学说进行调整改造；第三，要把西方经济学说有益部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26)这是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指导中国学者如何从事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定义。宋铮则提出了一种相对非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认为所谓的西方经济学说本土化在于“以中国现实经济情况为导向，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和发展现代经济学，也就是用中国元素去丰富现代经济学”。(27)这种定义在如何汲取西方经济学说的基础上，更增强了基于中国实践，创新、发展经济学科从而贡献于世界的要求。(28)
本文综合以上观点，将“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定义为：选择性、批判性地将西方经济学说应用于解决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终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作此表述，一则表明本文所进行的不仅是价值判断，更是事实判断，即要重点针对近代历史上客观发生的、有关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探索和尝试进行详尽考察。另一则在于，本文认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本土应用和改造过程，在实质上，更是一个理论发展和创新，即“从理论到实践，再上升回理论”的过程；与舶来经济思想的关系上，是一个“从引进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具体实施上，则存在一个“从理解、选择，到应用、变通，再到补充、发展，最后构建、创新”的过程。此亦反映出，伴随着传播的发展、学习的积累、实践的演进与认识的提高，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在目标确立、学术思想和成果取得上，都体现出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逻辑轨迹。其中，选择、变通是基础，发展、创新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的经验总结，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则是主要的目标取向。
二、对西方经济学说进行比较甄别，决定何种更适合中国国情
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传入中国之际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并且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学派，在经济理念和政策主张上存在较大差异。近代人士在接触不同的西方经济学说时，并未简单地照单全收，而是显示出明确的选择意识。他们努力尝试理解舶来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和适用范围，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所要参照的对象做出了判定。以上过程在经济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对外贸易、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等问题上尤为凸显。
例如，在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与侧重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之间，我国学者最初接触的是19世纪末传入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29)其中最受拥护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期陈炽提及该书时甚至称：“友人言欧美各国，以富强为本，权利为归，其得力实在《富国策》一书阐明其理，而以格致学辅之，遂以纵横四海。”(30)因此，严复所译《原富》出版后在知识分子中也造成一定影响。但与此同时，更多国人在开始接触其他经济思想之后，选择、比较的思维就开始显现。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就主张我国移植重商主义，认为是“诚救时之不二法门也”。(31)因在梁启超看来，重商主义最初在法国、英国的兴起具有合理的现实价值。该学说抛弃了作为本业的农业，正是由于农业所依赖的土地尚集中在保守的封建贵族手中，极大地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因此只能通过发展流通领域的商业“间接以为农业之先驱”。同时所谓“民智未开”，也是梁启超认为应行使政府干预的重要原因。(32)另一方面，该书虽承认斯密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但认为其进步性体现于在欧洲重商主义极盛的背景下，政府干涉过多，同时民众已有了竞争的意识，推行自由主义的社会土壤已形成。相反，根据梁启超的判断，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少，有必要经历重商主义的积累而获得竞争优势，所以斯密理论只是当时欧洲的而非中国的“良药”。(33)
从当时时局来看梁启超对于政府干预的思想倾向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即中国作为侵略威胁下的落后农业国家，面对强大的特殊压力，仅靠民众个体以自由竞争发展经济，难以在短时期内获得足够的安全和利益，要求政府实行一定的保护和扶植措施有现实必要，也是自然的想法。(34)所以，类似观点在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时译为《理财学》)兴起后更为强烈，引致20世纪初来自日本的折衷主义的盛行。(35)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有学者明确表示现实领域中应侧重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如马寅初虽从学理上认同自由竞争，但认为当时中国“已成为外货倾销之场所”，再言自由贸易必使得国内工业夭亡，特别是国外列强还对中国国土资源有所垂涎，因此其“不得不对李斯特之学说，表示同情”。(36)类似地，唐庆增虽“思想倾向于英国古典派，于亚当·斯密尤所心折”，但仍主张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全因“中国产业基础未立，不能全任贸易自由，坐视本国幼稚工业为外力摧残”。(37)以上观点皆是中国学者出于国情考量而做出的决断。
除了政策层面，有些学者注意到德国历史学派主张归纳法的方法论特征，并做出了评判。蔡元培在为朱谦之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作序时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是较古典学派更为进步的。(38)郑学稼在翻译新历史学派代表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后评价：“历史学派不论新旧，唯一的贡献，是在于方法论。”(39)黄曦峰对历史学派总体评价虽不高，但也认为其在方法论上有“不可抹减的功绩”：第一，否定了经济学上的绝对理论，要求重视具体事实；第二，贡献充分的史料案例，使经济学的范围得以扩大；第三，在经济学上采取具体的立场，使其与实际生活发生紧密关系。(40)这种对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关注和认同，对促进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必然是有益的。如刘秉麟选择接受了历史学派理论后，提醒中国学者不能相信西方经济学家“所设定之永久不变的公例”，而要“用历史的方法，去打破以前抽象的方法”。(41)
我国学者在探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时，也对不同的发展道路进行过选择。20世纪以来推行工业化可谓世界的主旋律，但学者章士钊提出“以农立国”，认为英德两国正是因为工业发展才形成了竞争之势，继而导致了战争，反遭工业化的毒害，特别是中国“艺术之不进，资本之不充，组织力之不坚”，谈论发展工业国为时尚早。(42)随后董时进也提出了“中国不宜工业化”，依据为，农业国可以不需工业国而独立，工业国却因原材料贸易和产品输出需要农业国，特别在抢夺市场的过程中，我国不具备兵力和经济力这两大要素，如若竞争失利，工业国反而更加艰难。(43)当然，这两种观点是对工业化的不全面认识和固守于农业安稳状态的保守观点，不过其强调了中国当下的客观制约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掀起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热烈讨论，促成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关发展道路的一次重大争鸣。孙倬章、吴景超和张培刚等以工立国派的代表人物，围绕以工立国的政治经济优势、以农立国的劣势、工业化的途径、工业化对农业的助益乃至发展民族工业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阐述。经此争论，工业化的发展趋向得以确立，同时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明确，对于中国当代独具特色的强调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44)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先行思想铺垫。此方面学界已积累诸多成果。(45)
总而言之，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比较和选择在近代时期并非个例。这得益于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打开之后中国社会所逐渐形成的开放风气和学习心态，让西方各种经济学说得以广泛传播而不是独尊一家，进而才使得比较和选择成为可能。如王亚南所言，中国经济研究之所以“更接近了中国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更接近了中国经济本质研究的方法论”，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国学术界以快速步调传扬”。(46)当然，由于中外学术传承体系及基本国情参照系的差异，有些理解和思考不一定十分完备，也不一定为学界或政策所接受采纳，但其足以彰显近代人士要求西方舶来理论与中国本土现实有效对接的强烈意识，也为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变通地应用西方经济学说
在学习西方经济学说到一定程度后，将已有理论应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近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广受提倡的社会风尚。如1913年朱启钤等发起中国经济学会时，就将建会宗旨定为“研究学理、调查事实、发表经济政策”，(47)同年梁启超呈请创设经济研究社时，也称应以“研究经济财政各问题，裨益中国时局”为运作导向。(48)海外留学生归国后，多运用西方经济学说的概念、术语、框架、分析工具等，讨论中国的财政、金融、物价、工业化和宏观管理体制等应用经济学相关问题。正如夏炎德强调：“对于一般经济原则与世界经济趋势，固然要有充分的认识，但实地应用起来，非针对本国环境不可。”(49)马寅初甚至提出：“深望吾国经济学者，从事于研究中国的事实，解决中国的问题，幸勿高谈哲理，专以西洋学理相炫耀。”(50)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建立经济制度为主要落脚点的西方经济学说应用过程中，许多国人体现出很强的变通意识，为中国化增添了重要内容。如在基本经济体制的建立上，很多学者都主张不单一采用国际上已有的完全市场经济抑或计划经济的体制，而要求将其变通融合。马寅初表示，欧美的“自由民营”已成过去，德国的“统制民营”即任何民营事业6%以上的利润都得买成国家公债券，不可采纳，而苏俄的“统制国营”在我国行不通，所以应建立“自由民营，统制国营”的混合经济制度，政府与民众共同制定计划，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在不违反计划前提下国营、民营都可存在。(51)该思想值得肯定的部分是，一则意识到计划对于市场失灵的可能的纠正作用，再则强调让民营经济扮演重要角色。但这段论述仅将不能全部国营的原因归为“贪官遍地”和经济为美国所控制，未能充分认识到多样化的市场行动个体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银行制度方面，康有为曾主张“熔各国之制，而特创新法”，(52)建立一个综合欧、美、加、日银行体系的优点于一身的银行体制。这种思想的初衷值得肯定，但其在广泛综合了具有不同背景和原理的银行制度后，逻辑上难免出现矛盾和拼凑之感，也无法真正落实。随后，在20世纪40年代讨论如何改造中国银行制度时，一些学者也同样要求借鉴外国银行制度，不过该时期的探讨更注重联系中国实际。如丁洪范、邹宗伊主张，一国的银行制度应与其经济制度相符合，考虑到中国欲实行“部分计划经济制度”，就不应完全效仿欧美自由放任式的银行制度或苏联国有计划式的银行制度，而应有所综合，建立“部分计划的银行制度”。即银行体系中一为国营银行体系，不以营利为目标，主要负责国营事业的经营和民营事业长期放贷；二为民营银行体系，以营利为目标，只负责民营企业短期贷款；此基础上，再设立一中央银行负责统一调控。(53)客观而言，这种主张虽然带有明显的不足，如未能充分考虑国营银行作为一经济机构的运行属性，要求其不以营利为目标，但较多地考虑到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肯定。(54)
在财政制度方面，梁启超也曾有类似的融合主张。梁启超对于近代西方财政学原理及实践经验的引介传播和变通应用，在清末民初恐无出其右者。他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1902)、《地方财政先决问题》(1910)、《财政原论》(1910)、《币制条议》(1910)、《外债平议》(1910)等财政相关论著三十余万言，并坐言起行，曾先后出任民国初年的币制局总裁、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等职，试图施展自己的财政整理改革抱负。民国初年，梁启超即结合西方财政原理和实践经验以及当时的国家财政困局，提出了一个以治标与治本并行为原则导向的综合治理财政对策。他主张，彼时中国之财政“非补苴罅漏所能有功”，根本之策在于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租税政策冶为一炉”。(55)首先要整顿赋税，增加财政收入，继而统一币制，建立金本位制度，赋予银行发钞权，在此基础上举借外债、发行内债，以形成税收、金融、币制、公债协调统一的局面。
事实上，近代人士对于西学的变通，还有大量体现在企业管理、会计、审计等的管理学制度层面的案例，因本文集中在经济学领域，故不展开，而这些案例的存在，恰恰反映出中国人士的变通应用并非偶然。尽管这些尝试在理论层面难称独特造诣，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近代经济现实中正面作用的发挥，也为中国近代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过渡性的安排。
四、在西方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尝试对已有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
比“变通”更深一层次的中国化过程是对原有理论的“发展”。前者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具体环境而做出的适应性转变，侧重实践；后者虽然仍在原有的舶来理论体系中展开，未另起炉灶，但已触及理论层面，更具一般性特征。有关发展的尝试在《国富论》初入中国时就已出现。如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的资本应使用于农业、工业、大商业和零售业四个领域，但严复在《原富》(即《国富论》)中指出，除此之外，还应将资本支付在“具资习业之事”，因为“民巧为国富之一”，(56)显示出严复对教育的重视。但总体而言，近代学者较为集中地补充和发展已有理论，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30年代后发生。1941年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学已由输入时期渐进至仿效时期”，“由一般的研究进而为专题的研究”。(57)因这项工作属于更为艰深的专业性质探索，所以必然更多地是由具有一定经济学背景的人士完成，也更多地发生在大量留学生归国且中国经济学术发展较快的阶段。
有些学者是从具体的理论出发，在原有框架内尝试增添其他的相关要素。曾赴剑桥大学进修的樊弘在《现代货币学》中不仅介绍了罗伯森、凯恩斯、林塔尔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也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如他强调商业信用在现代经济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因为汇票与期票，在商业繁荣的时候，常被用作现买的手段”，同时“汇票与期票均可以作为延期支付的手段之用”，而樊弘认为货币重要的职能之一在于支付，所以“汇票与期票既可作为现买的手段用又可作为延期支付债务的手段用，当然它是一种货币了”。(58)可见，樊弘捕捉到了商业信用在本质上是商品运动与货币运动相对脱离而形成的一种债务关系，因此判断其也应是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构成。基于此理解，樊弘对费雪的货币公式进行了补充，认为除通货M1和存款M2外，还应考虑商业信用M3，使公式为M1V1+M2V2+M3V3=PT。(59)类似地，剑桥学派货币公式为P=M/(KT)，(60)樊弘认为还应假定C，代表商业信用所能购买的物资在所有一切的货币所能购买物资中的比重，因此对于商业信用M3，有KT*C/M3=1/P3。(61)这种观点在当时获得较高评价，有评论称，“在经济循环之中，商业货币的关系对于短期利息论的影响特别重要”，以往理论并未特别关注这一点。(62)
有些学者是在已有理论前提下发展出系统观点。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吴大业曾于1945年撰写《物价继涨的经济学》。所谓物价继涨，即为吴大业对“inflation”(通货膨胀)的翻译。该书以持续的通货膨胀为前提，讨论了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关所得与分配、消费之消长、生产方向之转变、投机与垄断等一系列问题。其一则贡献在于，以往学术在研究经济相关问题时，都是以物价平稳状态为前提，而吴大业立足于中国战时经济，考虑到战争消耗和战费支出庞大所造成的持续性通货膨胀，并在此背景下对经济系统展开详尽探讨，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尝试。(63)另一方面，德国耶拿大学经济学博士丁文治在评论该书时称，该书旨在探讨的是经济学，并非完全探讨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例如其在论述投机以及生产时，仅限于原理方面的探讨，并未涉及中国情形。(64)因此这种意图进行理论层面的突破也值得肯定。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系的雍文远亦认为，该书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其指出当充分就业达到极限后，只能通过有效需求以外的方式，如改良技术、引进国外高效率机器、提高劳工边际生产能力、减少自愿失业等，使生产极限再次推移，补充了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充分就业实现后的讨论。(65)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该时期很多海外留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已达国际公认的领先水准。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刘大中主要致力于计量经济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1941年，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上海地区因外汇短缺、黑市横行而造成币值不稳定的问题产生机制，针对中美双方在如何改善外汇交易制度、稳定币值、控制通货膨胀等方面给出了建议。(66)这种战时经济下有关汇率问题的研究，是当时经济学界主流的均衡分析法所难以探讨的，因此该研究也为国际学术界开辟了视野。(67)刘大中的学术贡献得到学界公认，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68)杜克大学主办的高水平刊物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史》)也曾于2011年刊载“Ta-Chung Liu's Exploratory Econometrics”(《刘大中的探索性的计量经济学研究》)，(69)成为极少数的荣登该期刊的以中国经济学者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题研究，很大程度上反映刘大中的学术成果及其在国际经济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另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林霖是首位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家，(70)其论文“Are Time Deposits Money?”(《定期存款是货币吗？》)，(71)对当时在美国大萧条后金融改革背景下一些专家将“支付手段”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以及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现金和经调整后的活期存款才是货币的看法，提出商榷。他指出，截至1932年，美国现实经济中的部分定期存款是可随时支取，类似于活期存款，因此应同属货币的范畴，进而提出应将定期存款准备金与活期存款准备金同等对待的建议。又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蒋硕杰1943年在Economica(《经济学刊》)上发表“A Note on Speculation and Income Stability”(《论投机与收入稳定性》)，(72)批判自凯恩斯之后以货币存量为主的分析方法，倡导在货币市场中应使用流量分析方法。他反对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关于经济体系不稳定应归咎于商品量投机特别是证券投机的观点，认为投机性买卖证券净值与银行信用的扩张和收缩及商业活动的繁荣和衰退之间，还存在一定关联，不应简单将其投机活动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为此，美国梅尔·科恩(Meir Kohn)教授称蒋硕杰为“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73)
五、追求理论上的突破，建立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
在选择、变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学者更进一步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突破，即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或学说体系”(后文或简称“经济学中国学派”)。这是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最高层次，也是中国在汲取舶来经济学说有益元素基础上进行创新后得以贡献世界的核心内容。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而产生的经济学中国学派，是该领域的突出代表，而王亚南又以其开创贡献著称。(74)西方经济学说的传播，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一样，作为舶来经济学说传入并影响中国的两条并行主线的其中之一，在各自发展又彼此融合的过程中，随着中国化过程的不断推进，也萌发了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的诉求，继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是近代“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中不可忽视的组成内容。
1.建立“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的思想沿革
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思想的兴起，与经济学术基础的发展，以及“中国化”的思潮密切关联。李权时在1929年出版《经济学原理》时即言：“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照洋货，所以提倡国货教科书的最初步是在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致以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75)这种“提倡国货”与“卓立一家”的学术旨趣，显然带有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意味，可谓类似呼吁的最早声音。20世纪3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说传播和中国经济研究都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有关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意识进一步崛起。1933年陈豹隐在《经济学讲话》中主张中国学者应以“中国人的资格”与“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说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并指出现今中国的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及以后的发展倾向。”(76)1936年唐庆增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也表示：“我国经济问题，自有其特殊之性质，必须国人自谋良法，非徒稗贩西洋新说陈言，所可奏效。”(77)1938年刘絜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重新划分经济学体系是“发展经济学尤其是独立发展我国经济学，使臻至世界水平线之要图”，(78)也从侧面反映出刘絜敖对于发展经济学中国学派的认同。
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已形成一定成果，在此基础上有关建立经济学中国学派的诉求正式形成。文首提到的《大学月刊》在1942年第1卷刊载的一系列中国经济学研究可被视为一个重要代表。此外，1942年马哲民在《〈中国经济学〉导言》中也指出：“过去在中国经济学之创造方面，比较有意义的工作，一为中国经济性质之研究，一为中国经济史之研究，因必在此两方面得有收获，方能将中国经济生活之理解，奠定基础，然后才能更求进一步的，把握中国经济生活之具体的法则，以创建一种完全合于实际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79)1944年，夏炎德在总结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时，曾肯定道：“一般新进有识的经济学者对于至今流行的经济学说不能引为满足，他们企图针对着新环境与新需要，创造一种经济学的新体系。这种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可望成熟。”(80)同年，经济学者李荣廷倡导建立“中国本文化之经济学术”，并提出“经济学术超然化”、“经济学术专门化”、“经济学术与中国现实经济社会合一化”及“经济学术民生主义化”作为实现该目标的具体要求。(81)
1947年，刘大中为响应胡适提出的学术独立十年计划，为我国经济学术罗列了四个具体的独立条件：第一，对现时各种经济分析的技术、工具、方法实现融会贯通；第二，对各种主义、信仰、制度、政策实现深刻了解；第三，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资料、统计、情报的搜集和编制以及施用时的局限性，实现完全知悉；第四，对我国的经济资料、统计、情报实现搜集与编制。(82)同年，方显廷总结民国以来我国经济研究发展时，也发出了希望我国经济学术有朝一日出现“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的著作”的呼吁。(83)
王亚南在构建具有中国立场、适应中国需求的经济学说方面尤为着力。他自20世纪40年代便通过一系列文章，在理论上提出并阐发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及必要性，而且躬身力行，出版《中国经济原论》等系列著作将这一构想付诸实践，因此被赞誉为“主张中国经济学的先驱者和实践家”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开拓者”。(84)1941年，王亚南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即提出他国学者的经济学是“依据各自社会实况和要求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应用到中国的现实经济上，还会影响国人理解中国经济的特质，进而主张“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经济学”。(85)1944年，他撰文《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从科学角度进一步正面对相关质疑给予回应并指出，虽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应存在国别，但从理论上，几个基本命题不够充实广义经济学对历史时代社会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而从实践的角度，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其无法照搬他国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无法认识中国经济的实质，便无法真正地推进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改革，因此有必要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名词。
不过，王亚南也强调，中国经济学并非自划独立藩篱，而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他特别还提出，产生于某国的经济理论被冠以国别的名号，广泛存在。(86)由此，可谓全面地论证了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必要性及科学可行性。以此为基础，王亚南还进一步探讨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87)等具体方面。直至《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出版，王亚南在序言中就明言，该书致力于“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可“算是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之发端”。(88)1948年他再一次强调：“试一考察今日中国经济学界，或考察正流行于中国经济学界的各种各色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庸俗的，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似乎都很难保证我们作明确的认知我们当前经济运动的确定规律。”在这一情势之下，如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能会出现“凿柄不入”的情况。从而，王亚南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新的经济学说应是能“把中国社会的特质与世界一般社会变革的动态综合加以考虑，作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指导原理看的经济学说”。(89)正因王亚南的大力提倡，(90)连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20世纪40年代可谓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高潮。
2.“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近代学者眼中的“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前文提到的陈豹隐、唐庆增等人的论述，均已部分涉及这一范畴的定义。大致要点包括：(1)在背景上，要立足于中国；(2)在目标上，要关注并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3)在特征上，要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国外的经济学说。类似地，1942年《大学月刊》上，黄宪章在《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中也指出，中国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目的应在于“理解本国民族经济史之发展的特殊法则，解剖本国现存经济体系的内容及探求本国进化的趋势”。(91)马哲民在同刊同期的文章中也表示：“本着科学必须根据事实，必须根据时空的具体性，而经济学更须根据特定的经济关系，把握经济的一般法则这一前提，并按照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作为具体的对象，则建立中国经济学不但有必要，且甚有可能。”(92)
符逸冰对构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看法更加具体，1943年他在《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指出，要“在‘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民族的生命’的标题下，以民生主义的法则，引证一般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得一中国的国民经济学”。(93)类似地，1948年马寅初在《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中也论及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相关内容。他认为经济理论可分为纯粹理论与经验理论两个层面。西方经济理论可视为一种纯粹理论，其不严格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现实，主要贡献体现在思维和逻辑方面。而中国学者应该致力于经验理论，根据中国的经济背景，以中国学者的立场，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在纯粹理论层面上的优越性，对事实现象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的提炼，最终形成“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学识”。(94)可见，符、马二人对于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定义又提供了有别于以往的两个要点：在从事主体上，为中国人；在方法论上，可借助西方经济学说作为纯粹理论。
纵观上面相关论述，大部分学者是主张经济学中国学派应该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上实现一定的平衡的，既要遵循一般经济原理，也要适应中国现实国情。就本文看来，“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的定义应将以上观点加以综合和发展：在从事主体上应主要表现于但不限于中国人士，在研究对象上应针对中国经济的问题解决和发展建设，在学术特征上应不拘泥西方经济学说已有的研究领域和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研究方法，并继承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从而建立的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创造，可称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
3.“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的体系探索
在提出并明确概念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有针对性地探索设计了相应的内容体系，这是经济学中国学派之所以能以派别著称而非仅在于具体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体现。民生经济学或称民生主义经济学，就是近代中国曾出现的以民生为伦理基础和问题意识的一种理论创新尝试。1940年，杨觉农基于对古典学派、历史学派等各学派经济思想的比较批判，对民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与范围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民生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增进经济生活的幸福，对象是一国国民的经济生活之全部，范围是包括经济生活的理意、法则和政策的”。民生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必须“根据时代的转变，国情的需要，以中国固有的优良文化为根基，兼取西洋文化之所长，加以综合的改造，发掘民生哲学的新原理，推行民生经济计划的新实践，创立适合国情有益全民族的新经济学”。(95)相关研究称：“民生经济学是具有现代经济科学范式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现代化的成果”。(96)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理念，成为近代学者构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学术底色。黄宪章1942年提出“中国新经济学之体系”应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一、资本主义之史的发展及其一般的法则；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方法与其危机；三、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特殊现象与其因果；四、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经济及其现状；五、各国经济制度与经济思想的比较；六、计划经济之理论与方法；七、国防经济之理论与方法；八、民生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九、国际经济问题的症结与战争之原因；十、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推论。(97)1943年，陈豹隐著《民生主义经济学之特色及体系》，将民生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扩展为九个方面，分别是民生史观、以养民为目的、从经济法则出发的计划经济、合理的统制经济、和平的一次产业革命、彻底的钱币制度、各取所值的社会政策、永久的繁荣经济、民生与国防之合一。(98)同年，赵兰坪在《经济论衡》杂志创刊号上著文宣称，民生主义经济学“超然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而成经济学史里面三大派别之一”。(99)当然，民生经济学或民生主义经济学的构建探索，还是非常初步的，仅仅是框架性、原则性的。同时，不同的学者常常各说各话，每个人似乎都能自立一套理论框架体系，一个具有高度共识和专业基质的学术共同体还远没有成型。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探索对于一个缺乏经济学传统的国度而言是弥足珍贵的。除了宏大的学科体系叙事，近代一些学者对于经济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在中国背景下的学术体系构建也进行了探讨，从相对更为具体的层面丰富了近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图景和现实元素。考虑农业、工业、财政、金融，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议题，这里选择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一些体系构建的尝试。
(1)中国农业经济学
农业经济学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是“以经济学的态度，从国家或社会之立场，研究农业及其与其他种事情之经济的关系之科学”。(100)我国农业经济学是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败及商品经济畸形发展的背景下，作为救济农村经济、促进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的方式之一而被引入国内的。许多欧洲、美国和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论著得到译介，大中专院校纷纷开设农业经济学课程。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施了一系列复兴农村的计划，许多专门开展农村研究的机构得以成立，其中较著名的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农村复兴委员会，此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达到高峰。
到20世纪30年代，国内著成专书出版的农业经济学著作已有数十种，但真正用中国人的眼光整理中国农业经济的事实、用科学的方法探讨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用农业经济的学理研究解决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方案不多，董时进1935年所出版《农业经济学》是为数不多之一。董时进系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讲授农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即为其讲义，该书凡20章将中国农业经济中的重要问题基本都谈到了，包括土地问题、粮食问题、垦殖问题、农业机械、农业劳动者、农业信用、农产贸易、农业合作等。有学者点评该书时指出：“为中国人用而写的农业经济学，应当用中国人的眼光，研究中国的农业经济问题；所提出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要在现时的中国能够实行而有利益。”(101)
1942年，曹茂良又探讨了农业经济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立中国农业经济学的问题，认为其内容应包括：一、概论(农业经济学之性质；中国农业之史的发展；中国农业之地理的分布；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之中的地位)；二、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之特性及其方式；土地与报酬递减法则；农业资本；农业劳动；农业保险)；三、农业经营形态(农业经营之质的严禁；大农与小农；佃耕与自耕；专卖与混合；集约与粗放；集体农场)；四、农产贸易(农产价格；农业仓库；农产质量；农产外销；农业恐慌)；五、农业所得(地租、工资与利润、农业赋税、关税与农业)。(102)应该说，曹茂良对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的框架体系设计较董时进更为全面，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2)中国工业化研究与发展经济学
工业化研究，探讨的是以生产方式的变革为实质的经济进步过程。(103)发展经济学是此基础上的扩充，即研究农业国或落后国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客观而言，近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只有一些探究工业经济发展规律并做出解释的思想，并无“工业化”的内容(或称至少不够成熟)，所以工业化研究的提出本身即为一个创新。近代早期，晚清人士如张之洞、张謇等在接触西方工业和经济思想后便产生了工业化的诉求，孙中山随后通过《实业计划》提出具体构想，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学界爆发了多番激烈争鸣，如前文论及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连同“重工”还是“重农”、是否要围绕工业化建立统制经济等，使得工业化研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深化。
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大多直接针对具体问题而展开，阐释观点居多，提出体系较少。但学者们广泛涉及了一些内容，如中国工业化滞后原因、工业化与立国战略、工业结构与农轻重关系、工业化与经济体制、工业化与社会变革、工业化与工业经济建设、工业化与战后经济等，客观上共同勾勒出近代中国工业化研究的学术轮廓。发展经济学亦是如此，在上述工业化研究的基础上，还涉及了资本形成、人口流动、部门与地区的发展顺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104)内容较为丰实。一些学者虽未明示，但在其系统化的著述中形成了一定的个人体系。如谷春帆，他在《中国工业化之前提》(1938)、《中国工业化计划论》(1945)、《中国工业化通论》(1947)等成果中不仅研究了众多发展经济学的问题，还显示出其基本框架，即以工业化为中心，以农业改良与工业化的相互牵制为核心，以资本积累、人口数量和质量、产业政策为问题分析，以国际合作及混合的经济制度为出路，(105)可见在立足于国情分析和专题内容考察的基础上，已构成了理论体系的探索。
张培刚(1945)的著作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农业与工业化》)更具一般性特征，其运用修正了的局部均衡分析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法，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后发国家工业化中的各自的作用，以及二者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具体包括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工业化的理论、工业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工业化对于农场劳动的影响、农业国的工业化。基于如上内容，该书提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探讨农业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理论观点，其中许多见解皆属首创，(106)因此张培刚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正因近代的体系探索，中国工业化研究和发展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已被基本囊括，为当代中国工业化思想的系统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也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经济学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107)
(3)中国财政金融学
财政和金融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在清末新政中即曾有过现代化的转型尝试，(108)而财政金融学科在清末学科体系建构中均归于理财学一门，其初期发展是相生相伴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相呼应。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的“壬寅学制”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规定，大学堂的仕学馆第一至第三学年都要学习《理财学》课程，其中第二学年包括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学年包括银行、保险、统计学。这对于清末财政金融学术的发展具有导引性的作用。据统计至民国成立前，“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出了不下70种”，其中财政金融方面的图书就有18种之多。(109)当然，这些大多是编译西方财政与金融学说之作，其中中国元素相对匮缺，当然这也与中国传统财政金融思想与西方现代财政金融学说的隔膜，以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财政金融发展滞后有很大关联。至民国时期，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入，这两大学科分兵突进，在中国化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财政学方面，陈豹隐的《财政学总论》(1924)是近代中国最早、流传最广的财政学专著之一，该书分绪论、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论等，与西方财政学体系相似，以向国人传递西方财政学说、制度为主，但也将中国财政资料置入相关章节附录，尝试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金国珍的《中国财政论》(1931)、朱偰的《中国财政问题》(1934)等则是进一步有中国财政学体系构建雄心的代表性著作，主要运用西方现代财政学说针对转型中的民国财政现状和问题做了归纳和分析。马寅初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即《纽约市财政》，他在财政金融领域拥有诸多著述，《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1948)主张用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来研究中国财政，分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中国税制与赋税体系、赋税各论、征实与专卖、公债、地方财政等篇目，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财政学的基本研究框架，并且他在其中对于如何革新中国传统的由田赋、厘金、盐税等税源支撑的财政体制也多有探讨。
在金融学方面，中国传统金融的组织形式与西方现代金融有较大差异，新式金融组织的成立和成长对传统金融机构带来极大冲击，而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使得人们进一步摆脱传统金融思想的束缚。诸多金融领域留学生如盛俊、戴霭庐、贾士毅、赵兰坪、杨荫溥、杨汝梅等的回国推动了西方金融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以及中国金融学术的发展，尤其是杨荫溥所著《中国金融论》(1930)和《中国金融研究》(1936)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结合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系统分析中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的专著，其中后者从货币制度、金融组织、票据市场、证券市场、国外汇兑、白银问题等方面做了理论探讨和热点解析，已有构建立足中国实践的金融学说的意蕴在内。随着金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深化，中国金融学的体系建构渐成为一大吁求。如众北在1942年发表的论文《中国金融学的新体系》指出，中国金融学可初步包括以下内容：一、资本主义的金融法则之说明及其在中国的估价；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之发展过程，尤其是侵略中国之过程；三、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之危机；四、中国金融之历史的发展及其危机；五、中国现代金融组织与技术之说明与批判；六、计划金融与统制金融的比较；七、三民主义的金融计划之研究；八、国际金融合作计划之研究。(110)尽管这一体系建构提议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使其专业性有所缺失，但不啻为构建中国金融学的历史先声。
六、启示
当前，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西方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仍是可资借鉴的重要对象。为此，目前所要从事的工作和近代的探索存在很大程度的相通之处，即近代学者从事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化的轨迹和逻辑，可供当下有所发展地吸收借鉴，具体为：首先通过学习，明确西方经济学说的前提假设和适用范围；随后在应用中，审慎地考察西方经济学说是否适用于本土，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和变通；继而从一般性原理上对西方经济学说进行补充，对原有学说予以拓展和丰富；更进一步地，当代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和转型中，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经济研究典型事件的大量素材，蕴藏着诸多新的经验事实。其中一些可用西方经济学说解释，但也有无法得到有效解释的，此时就应尝试进行经济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再造，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独立发展和独特贡献。当然，西方经济学说只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一个思想来源，还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去汲取养分。
由此亦想到，王亚南先生在20世纪论及中国经济学时，不免带有遗憾地表示“经济落后，必然引起经济思想落后的事实”，(111)且其论证中国经济学成立之必要，主要在于强调中国封建经济的独特性，实为受时代背景所局限。而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当代中国学者有条件也有必要树立区别于近代学者的学术新气象，不能简单因循以往先辈那样更多是“西天取经”式的求索路径，而应立足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化、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完成带有规律性、一般性和预测性的原理开拓和理论构建。换言之，西方经济学说的借鉴应汇入到经济学中国学派构建这一更高层次的学术目标，立足中国实践综合吸收各种已有思想，积极寻求基础理论的突破，推进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从而超越已有经济学说，提升中国学派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李丹，2011：《新教传教士与西方经济知识在华传播(1800-1860)》，《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梁捷，2007：《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学习与探索》第2期。
②赵晓雷，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1949-2009)》，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253—254页。
③于光远：《序》，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④谈敏，2000：《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第4期。
⑤具体参见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等发起和组织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评选历届成果。
⑥魏源，1999：《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第67页。
⑦该思想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表现地最为淋漓尽致。梁启超评论：“(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2010：《清代学术概论》，岳麓书社，第92页。
⑧许纪霖认为，社会研究本土化作为学术思潮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正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当时学术界不仅有学术中国化的呼吁，而且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也做出了富有成果的探索和突破。张静如曾考证，最早使用“中国化”一词是在于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虽然此处并未对“中国化”的含义进行说明。许纪霖，1999：《关于学术研究本土化》，《许纪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80—390页；张静如，2006：《关于“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第5期。
⑨编者，1939：《创刊献辞》，《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
⑩稽文甫，1940：《漫谈学术中国化的问题》，《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1期。
(11)沈于田，1939：《中国的“特殊性”与学术中国化》，《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潘菽，1939：《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
(12)柳湜，1939：《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
(13)黄宪章，1942：《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14)李翠莲，2009：《留学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邹进文，2010：《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孙大权，2011：《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第6期；邹进文、黄爱兰，2013：《移植与创新：中国近代经济学百年变迁鸟瞰》，《江汉论坛》第6期。
(15)郑娟、梁捷，2008：《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社会科学前线》第1期；孟玲洲、张德明，2013：《经济学中国化的历史节奏：南开经济学人的城市工业调查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
(16)孙大权，2006：《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郑会欣，2006：《简述中国经济学社的年会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张亚光、李玉纱，2013：《燕京大学经济系及其人物思想贡献》，《经济科学》第3期；范铁权、梁莎莎，2012：《民国时期的中国统计学社》，《统计研究》第9期；易仲芳，2015：《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7)另有严鹏，2011：《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德国研究》第2期。
(18)整体考察上也有一些成果，但均为较为宏观的考察。参见谈敏，2000：《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第4期；林毅夫，2001：《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期。
(19)本文所谓“广义西方经济学说”有三层含义：第一，“广义”即包含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第二，“西方”不仅包括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包括受其学说影响颇深的日本；第三，“学说”反映的是传播内容的真实情况，有些是成体系的，可称之为“理论”“学”，有些则体系性和成熟性相对有限，称“思想”更适宜，因此用“学说”加以囊括。
(20)本文的研究基质包括程霖主持上海财经大学“211”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选择与创新：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1840-1949”及合作论文“The Spread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eatures and Influence(1840-1949)”(with Zhang Shen, 2017,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12(2), 193—227)，研究中曾提出初步设想，却未能充分论述，故展开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
(21)马歇尔，2014：《经济学原理》，江西教育出版社，第31页。
(22)恩格斯，1993：《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第150页。
(23)缪尔达尔指出：“它们(西方经济学)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参见冈纳·缪尔达尔，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重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9页。
(24)劳埃德·雷诺兹，1990：《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商务印书馆，第248页。
(25)柳湜，1939：《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
(26)方福前，2006：《新时期的西方经济学如何“中国化”》，《学术月刊》第3期。
(27)宋铮，2014：《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研究》，《文汇报》1月2日。
(28)类似地，李翠莲曾指出：“学术研究和学理构建的中国化才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高级与核心步骤。”李翠莲，2009：《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第331页。
(29)戴金珊，1998：《附录：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84—188页。
(30)陈炽，1997：《重译富国策·叙》(原刊于《时务报》1896年12月25日)，载《陈炽集》，中华书局，第274页。
(31)梁启超，1936：《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合集》十二，中华书局，第21页。
(32)梁启超，1936：《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合集》十二，中华书局，第18—19页。
(33)梁启超，1936：《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饮冰室合集》十二，中华书局，第34页。
(34)钟祥财，2013：《经济思想的可能谱系》，《社会科学》第9期。
(35)戴金珊，1998：《中国近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思想》，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03—208页。
(36)马寅初，1935：《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第694—695页。
(37)唐庆增，1948：《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第178—179页。
(38)蔡元培，1933：《序》，朱谦之：《历史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2页。
(39)斯莫拉，1936：《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商务印书馆，第127页。
(40)黄曦峰，1933：《经济学史大纲》，开明书店，第418页。
(41)刘秉麟，1926：《理嘉图》之《自跋》，商务印书馆，第2页。
(42)章士钊，1923：《业治与农》，《新闻报》8月12日。
(43)董时进，1923：《论中国不宜工业化》，《申报》10月25日。
(44)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上较多的理论家都对工业化的含义作片面理解，即将工业化仅仅看作是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力配置中所占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没有认识到农业不仅仅为工业化提供剩余，农业生产本身的变革也是工业化的主要内容。参见赵晓雷，2007：《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310页。
(45)赵晓雷，2010：《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聂志红，2009：《民国时期的工业化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
(46)王亚南，1988：《王亚南文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第51页。
(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95页。
(4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第615页。
(49)夏炎德，1947：《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商务印书馆，第152页。
(50)孙大权，2004：《〈马寅初全集〉补正》，《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
(51)马寅初，1946：《战后经济建设问题》，载马寅初，1999：《马寅初全集》第1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第311—316页。
(52)康有为：《理财救国论》，载周谷城、叶世昌，1994：《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经济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68—572页。
(53)丁洪范，1943：《我国银行制度之改造》，《金融知识》第2卷第1期；邹宗伊，1943：《战后我国银行制度改造问题》，《财政评论》第10卷第5期。
(54)程霖，1999：《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137—143页。
(55)梁启超，1912：《治标财政策》，《庸言》第一卷第二号。
(56)严复，1930：《原富》，商务印书馆，第358—359页。
(57)朱通九，1945：《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第5卷第3期。
(58)樊弘，1947：《现代货币学》，商务印书馆，第2页、第12页。
(59)M1代表通货量，M2代表存款量，M3代表商业信用量；V1、V2、V3分别对应其流通速度，P为一般物价，T为一般货物的交易总量。樊弘，1947：《现代货币学》，商务印书馆，第43页。
(60)M代表货币存量，K代表货币所得购买的物资和服务对于国民真实生产的交易总量的比例，P代表一切货币的价值，T代表货币真实生产的交易总量。樊弘，1947：《现代货币学》，商务印书馆，第46页。
(61)樊弘，1947：《现代货币学》，商务印书馆，第49页。
(62)张才明，1948：《樊弘〈现代货币学〉》，《经济评论》第2卷第18期。
(63)方显廷，1945：《方序》，吴大业著《物价继涨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64)丁文治，1947：《吴大业：物价继涨的经济学》，《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
(65)雍文远，1947：《物价继涨的经济学(书评)》，《经济评论》第15期。
(66)Liu, Ta-Chung, 1941,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roblems: A Proposed S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1(2), 266—279.
(67)钱颖一、李强，2011：《老清华的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4页。
(68)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36页。
(69)Chao, H. K., and Huang, C. H., 2011, "Ta-Chung Liu's Exploratory Econometr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3(Supplement 1), 140—165.
(70)邹进文，2012：《林霖——第一位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的华人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报》12月31日。
(71)Lin, L., 1937, "Are Time Deposits Mone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27(1), 76—86.
(72)Tsiang, S. C., 1943, "A Note on Speculation and Income Stability", Economica, Vol. 10(40), 286—296.
(73)梅尔·科恩，1999：《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筹资约束与货币理论》之《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74)谈敏，2000：《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第4期。
(75)李权时，1929：《经济学原理》之《自序》，上海民智书局，转引自赵永利，2014：《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第307页。
(76)陈豹隐，1933：《经济学讲话》上册，北平好望书店，第231页。
(77)唐庆增，1936：《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商务印书馆，第4页。
(78)刘絜敖，1938：《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第268页。
(79)马哲民，1942：《〈中国经济学〉导言》，《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80)夏炎德，1944：《中国经济学之过去与现在》，《文化先锋》第9期。
(81)李荣廷，1944：《战后建立中国本文化之经济学术刍议》，《中国经济》第1卷第1—6期。
(82)刘大中，1947：《我国经济学术独立的条件》，《经济评论》第2卷第12期。
(83)方显廷，1947：《民元来我国之经济研究》，《银行周报》第31卷第4—5期。
(84)陈永志、郭其友，2001：《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第12期。
(85)王亚南，1941：《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建设》第2卷第10期。
(86)王亚南，1944：《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东南日报》11月14日、15日、18日。
(87)王亚南，1944：《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改进》第10卷第4期。
(88)王亚南，1946：《中国经济原论》之《序言》，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3页。
(89)王亚南，1948：《我们需要怎样一种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
(90)王亚南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上做出诸多贡献，因主题相关性，本文仅探讨其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及论证，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见国内有关王亚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研究。
(91)黄宪章，1942：《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92)马哲民，1942：《〈中国经济学〉导言》，《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93)符逸冰，1943：《现代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精忠导报》第8卷第2期。
(94)马寅初表示：“我们从泰西搬来的理论，既不以中国现实为对象，可以视同纯粹理论，是一种训练思想的宝贵工具，……至于经验理论，就是经验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的学者，就一定的范围，在一定的立场，把内容复杂包罗万有的国内经济事实搜集起来提炼净化之结果……就中国的实际情形，重加一番考察与研究，可以说痛下功夫，把中国的实情与西洋的学理配合起来，遂想出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学识。”马寅初，1948：《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上册)之《自序》，商务印书馆，第1—2页。
(95)杨觉农，1940：《民生经济学的诞生》，《新认识》第1卷第4期。
(96)熊金武，2015：《中国近代民生经济学研究——基于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的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第3期。
(97)黄宪章，1942：《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98)陈豹隐，1943：《民生主义经济学之特色及体系》，《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
(99)赵兰坪，1943：《民主主义经济学论》，《经济论衡》创刊号。
(100)董时进，1933：《农业经济学》，文化学社，第4页。
(101)李庆麟，1935：《董时进著农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2期。
(102)曹茂良，1942：《中国农业经济学之建立》，《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103)赵晓雷，2010：《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5页。
(104)李向民，1994：《大梦初觉——中国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76页。
(105)孙大权，2016：《谷春帆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
(106)张培刚，2009：《农业国工业化理论概述》，载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07)李向民，1994：《大梦初觉——中国经济发展学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68—269页；邹进文、李晋，2012：《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三次发展》，《经济科学》第2期。
(108)程霖、岳翔宇，2014：《晚清金融思想的现代化转型》，《财经研究》第6期。
(109)戴金珊，2000：《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66页。
(110)众北，1942：《中国金融学的新体系》，《大学月刊》第1卷第11期。
(111)王亚南，1941：《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新建设》第2卷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