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新闻教育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本文通过对美日两国新闻教育的比较分析，认为两国新闻教育具有这样几个相同特征：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是其新闻教育的思想基石；人文学科知识教育是新闻教育的基础；职业精神教育以及大众普及新闻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课题。 关键词 美国 日本 新闻教育 共性比较 现代新闻教育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它适应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拓展新闻教育的领域。它在发展中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事业需要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美国新闻教育以高等学校教育为主，讲求科学化和规范化，注重实践环节，是较为典型的实用教育。而日本先是师承于英国的学徒制，二次大战后又受美国影响，开创了自己的高等学校教育、在职教育和大众普及教育相结合的多层次发达的新闻教育体制。实践证明，美日两国的新闻教育在其发达新闻事业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垄断阶段。与此相适应，作为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报业也由自由报业发展到垄断，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彼此竞争加剧，规模扩大，加之社会对政治、经济等各种新闻信息的关注需求更为膨胀和迫切，因而各家报纸就增加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同时，报纸的繁荣与发达，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日隆，也使美国的院校对这块人才市场发生了兴趣。 日本的新闻教育虽然起步艰难，但也诞生于日本报业的大众化、商业化、国际化改革发展之时。一次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强国，日本报业也进入黄金发展时期。报社纷纷实行股份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赢利增加，报社机构健全，分工严密。为争夺读者，各报积极采用先进手段抢发新闻，并和世界新闻组织交换新闻。随着报业的发展，改革的成功，涌现出很多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大报，发行量突破一百多万份，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要比以往迫切，使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萌发了发展新闻教育的设想。 二次大战是新闻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新闻教育作为一种应用性教育，它一方面受教育规律的制约，也受事业发展的直接影响。美日两国在二次大战前的新闻教育主要是以报学为主。当然，美国是为报纸训练记者，而日本是进行有关报学史论方面的研究。二次大战后，由于广播电视等新的媒介的出现，美日两国的新闻教育内容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报学扩展到涵盖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大众传播教育的范畴。如美国不仅在新闻院系当中开设了广播电视专业，增设广播电视、广告、公共关系等课程。而且有些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改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或传播学系。日本在二战以后，也增加了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内容，为日益信息化、情报化的社会培养多功能的大众传播学人才。纵观美日两国新闻教育从产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新闻教育的原动力。新闻教育直接服务于社会新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二、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是新闻教育的思想基石 美国和日本堪称当今世界两个新闻大国。美国现有日报1700多种。总发行量达6200多万份，[1]其中《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导地位。日本日报种数虽然只有124种，但总发行量达6678万份，人均563‰，普及率居世界第一。[2]其大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等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 作为新闻大国，这跟他们重视新闻教育是分不开的。同时，对新闻教育的正确认识也促进了新闻教育的高度发展。 普利策是美国报业大王，是美国“新新闻学”的奠基人。他虽然是自学成才，但几十年的报业实路，使他认识到新闻教育对于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性。他在1904年《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新闻学院”一文中，说：“现在培养律师、医师、牧师、陆海军军官、工程师、建筑师与艺术家，已有各种专门的学院，但没有一所学院是用来训练记者的。所有其他专门职业，都已从这些专门训练中得到益处，而不将新闻事业包括在这些专门职业之内，在我看来是毫无理由的。我想，我所能够贡献的，没有比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将对我所献身的行业（报业）及社会更为实际”。[3]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非常重视新闻教育的开展，并亲身投入中来，出巨资发起建立了当今世界最为知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在普利策新闻奖项中专设优秀学习奖，每年奖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三名研究生到欧洲作文化旅行。 普利策认为，新闻永远是文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社会力量，新闻专业是所有职业中最重要的职业，要有最渊博的知识和最高尚的品格。他说：“像负有这么重要责任的职业，应该完全交付自我教育的人吗？应该完全交付给批评大众，指导大众，而他本身不需要指导的人吗？”他相信未来的新闻记者，都应该接受专业训练。“新闻学校其目标是培养若干较好的新闻记者，他们将制作较好的报纸，这些报纸更好服务社会。”[4] 美国政治专栏作家李普曼，被称为当代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为知名和最具影响的记者。他在1920年讲道：“我们实在不可思议，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为何永远停留于依赖一些未受过训练的记者。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最好的办法，是训练一批最卓越的新闻专业人员，将那些不能胜任的记者驱逐于报业之外。这可以表示两件意义：第一，表示公众承认报业的尊严，使报业不再成为政客及不学无术人们的避难所。第二，由于报业声望的增加，必须加强新闻专业训练，在这训练中，理想客观的见证是最基本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