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舆论导向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中指出，“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舆论的失控，恰恰证明了上述讲话的正确性。 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红色国旗黯然落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翻过了它74年历史的最后一页，从此不复存在。苏联悲剧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其中舆论的错误导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苏联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面对这一形势，戈尔巴乔夫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提出所谓“新思维”，强调民主化、公开性原则。应该说，在改革初期，这一原则对于打破党内的思想僵化状态，改善党的领导作风和国家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民主化、公开性走向极端，导致文化思想领域的放任自流，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错误的舆论导向，这中间最为明显的是，由“反思热”引发的历史虚无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多次强调“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纸分析的对象”。在他的鼓励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反思热”，舆论的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本来，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一启动，如死灰复燃，很快蔓延，并迅速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阵势，对公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表现如下：首先，有针对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极右势力提供了依据。《星火》周刊1987年6月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洛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其次，平反冤假错案，造成了强大的声讨斯大林的舆论声势。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效果。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批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11月26日，《星火》周刊又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当成群结队的苏联人在莫斯科展览大厅陈列室看到大量发黄的历史照片、档案材料和书信遗物，惊悉受害者的种种惨状况时，都不禁引起心灵深处的颤动……第三，文艺领域开放被禁作品，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苏联几十年来在文学、电影、戏剧等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所谓“禁品”，长期不能公开问世。“禁品”的情况很复杂，其中确实有些是带有否定苏联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倾向的，自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以后，“禁品”如打开的闸门涌泻而出。1987年是被禁文学最昌盛的一年，这一年发表的这类文学作品比重大、作品多、反映强烈。其中包括，布尔加科夫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年——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等等。1987年作协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决定出版他的作品全集。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影片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与此同时，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一度使舆论轰动的、影射斯大林的代表作《悔悟》。在戏剧舞台上，苏联戏剧家沙特罗夫的历史话剧《布列斯特和约》在被禁演二十余年后再度上演，该剧对斯大林和布哈林给予的评价与苏共中央截然不同。总之，这些被禁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带有强烈的批判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色彩。 尽管在这股“反思热”中不乏对一些问题的严肃思考和科学的探讨，但是，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的论调则占了上风。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形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使人民群众，尤其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一代形成印象，似乎这就是全部历史，只有这些事情才是真实的，从而形成严重的误导：由反思历史，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变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共历史。加之西方学者的舆论支持和参与，于是在“舆论民主”的幌子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占领了舆论阵地，否定社会主义成了时髦，反对共产党成了时尚，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被涂抹得一片黑暗，苏共以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竟成了“万恶之源”。舆论宣传的误导给苏共、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造成信任危机。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1989年到1991年进行的几次“自由选举”，更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在1989年春举行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当选代表中苏共产党员占80%以上，而在1990年举行的各级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形势就发生了不利于苏共的变化。在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达瓦等共和国，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几十个大中城市，苏共在选举中全面失利，反对派夺取了政权。1989年苏人代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时，激进派领导人叶利钦差一点落选，而在1990年俄罗斯联邦选举中叶利钦一举击败了苏共传统派的候选人，当选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在俄联邦首任总统竞选中，叶得票率竟比俄共提出的四名候选人的加在一起还多。当然，“自由竞选”的成败得失涉及不少复杂的因素，但苏共在上述的选举中一再受挫，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信任度的衰落。而这一结果又与舆论宣传的错误导向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引起信仰危机。1988年1月8日苏联《真理报·读者论坛》发表了一封名为《为了不失去信仰》的来信，明斯克居民韦切尔在信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我三十岁）和许多其他几代人一样，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不信上帝。我们的上帝，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父母的教育、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都是培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我们靠社会主义思想生活了七十年。社会主义思想给过我们并正给予我们生活的目的。但是，由于公开性政策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没有节制的批评，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已在某些方面遭到破坏。别人都怎样，我不谈，但我个人的信仰是动摇了。我过去会把任何一个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喉咙咬断。可连我都动摇了。那些年轻的、还不坚定的心灵会如何呢？假如反面信息的巨流会向我们滚滚涌来的话。”宣传舆论的误导，造成了人们的信仰危机，使人们丧失了对党的信心。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苏共内部出现大批党员退党现象，后来，其势头越来越猛。据统计，1990年一年，全国有180万党员退出苏共。1991年，仅头七个月，退党者就猛增为240万人。剩余的1500多万党员，相当多的人患了“政治疲劳症”，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厌倦，冷漠观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