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赴日访书与民族记忆的修复

作 者:
周武 

作者简介:
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访书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借影过程之复杂,成功商借数目之大,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日本访书,已有论述大多依据郑贞文的回忆文章,认为张元济回国时已携回46种珍本秘籍的摄影底片。事实上,张元济回国时借影远没有完成,甚至连拟借影的书目清单也是回上海后才最后确定的,并在具体的借影过程中不断有所调整,实际的借影交涉极其复杂、艰难。但由于行前准备充分,又有熟悉日本公私收藏的马宗荣全程陪同,并负责接洽借影有关古籍事宜,同时还得到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长泽规矩也、内藤湖南等一大批日本友人协助,此次访书收获巨大,总共成功借影了61种珍稀古籍,其中大多是“中土久佚之书”。这些珍本秘籍后来相继被编入他主持编纂的大型古籍丛书,使沈薶数百年之久、离散于异域的古本逸编得以复见于故土,并重新楔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因此,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版本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民族记忆的修复和民族精神的再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8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6-0146-20

      1928年10月15日,张元济以中华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由郑贞文陪同,从上海启程赴日本访书,12月1日从长崎乘船回国,前后历时一个半月之久。其间他遍访东京、京都等地公私藏家,寓目珍籍之多,商借数目之大,借影过程之复杂,所获之丰,史所罕见,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华章。有关张元济此次访书,历来颇受学界关注,①但由于史料所限,已有论述并不足以反映此次访书的全过程,其中还存在一些明显的讹误。近年来,随着一些相关关键资料陆续公布,此次访书的原委始末始有浮出水面的可能。②本文即以这些新公布的关键史料为依据,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力求还原出张元济此次访书始末及随后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探讨其多重意义。

      一、广求善本与日本访书

      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数的版本目录学大师,③先后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编校、影印的古籍丛刊多达四十余种,其中用力最劬、费时最久、成绩最大、且最为学界称道者,厥为《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和《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主张“书贵初刻”,为了编纂、辑校和影印这些大型古籍丛刊,“为古人续命”,张元济竭尽所能地在海内外广求“初刻”和善本。1928年赴日访书,就是他广求“初刻”和善本的一种努力。

      自道咸以降,“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庚子国变后,趋新已成举国滔滔之势,“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④与之对应,旧学、旧籍则受到空前的冷遇和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日趋而日益负面化和边缘化。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识者每以为忧,他们“慨然于旧书之将绝”,视旧籍沦亡为“刬灭文明”,大声疾呼抢救古籍、保存国粹,旧籍沦亡遂激成一场颇具声势的古籍抢救运动。作为一个“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张元济更自觉地将“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引为己责,努力以赴。然而,保存与传播古籍,“愿祝化身千百亿”,又必须以搜罗足够数量的珍本善本古籍为前提。张元济虽有商务的财力作后盾,有蔡元培、缪荃孙、傅增湘等知己朋友鼎力襄助,但广求善本的过程仍然是非常艰辛的。他曾用“丐之藏家,求之坊肆,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十六字来概述自己网罗善本苦乐兼具的历程。⑤“丐之藏家”,指的是直接从藏书家手中成批收购。与“丐之藏家”相比,“求之坊肆”只能算是零星的搜罗。至于“近走两京”,那是指他搜罗范围之广,并不限于通都大邑。“远驰域外”即指1928年赴日访书事。

      赴日访书,当然是因为日本保存有大量的中国古籍,其中不乏中土失传的珍本。自日本遣使入唐始,中日官方和民间文化交往不断,大批中国古籍被舶载而东,为日本公私藏家收藏,并得到妥善保存。⑥迨至清末民初,神州板荡、“新学猖狂”,海内藏家或亡或散,率多不守。海外,特别是日本藏家遂乘势而入,大举购藏,且多整部收藏,其中尤以购藏皕宋楼和莫理循文库最受瞩目⑦,前者归静嘉堂文库,后者入东洋文库,成为镇库之宝。1924年静嘉堂文库迁新馆,并公布其藏书详细书目。张元济披览之余,发现这家私人图书馆竟藏有9000余种中国善本古籍,比清朝御订《四库全书》还多出5000卷。更让他吃惊的是,其中竟有177卷是早已在中土失传的著作,《四库全书》亦仅列出书目而没有正文。对静嘉堂文库的藏书质量,张元济早就有所了解,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善本古籍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正在酝酿《四部丛刊》换版和续编选目及《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印,1926年退休后,更将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古籍抢救、整理与影印上来。张元济当然想尽早东渡日本,查访并设法借影那里庋藏的珍本秘籍,尤其是静嘉堂文库入藏的皕宋楼藏书,俾使他为商务印书馆主持的大型古籍丛刊影印更臻美善。

      促使张元济下决心赴日访书,可能跟日本汉学界对《四部丛刊》底本选择的关注与指摘亦不无关系。《四部丛刊》“预定书目”厘定后,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及武内彦雄即在《支那学》上发表评论,神田喜一郎所作《论<四部丛刊>之选择底本》一文直指《四部丛刊》中一些底本“采用之失”,文中写道:

      《四部丛刊》之刊行,实为有裨学界之壮举。吾辈学生,无不同感此福音。今读其预定书目,大旨合于出版之主旨。四部中重要书籍,已网罗俱尽。其选择底本,亦尚为适当。虽然,论吾辈得陇望蜀之愿,则如此巨构,于底本之选择,尤宜格外注意。如《群书治要》不用日本元和二年刊本,而用有显然臆改形迹之天明七年尾州藩刊本,注意似犹未周。《弘明集》《广弘明集》之用明汪道昆本,《法苑珠林》之用明径山寺本,稍稍近似,实则当用高丽藏本。《世说新语》用明嘉趣堂本,亦未为美善,是应用日本图书馆之南宋本或其翻刻之官版本。《杨诚斋集》为缪氏艺风堂影宋写本,想由日本图书馆所有之宋端平本刊本影写而来,亦不如直用端平本之为愈。《古文苑》用二十一卷本,亦为非宜。想因有章樵注故,然不如用孙巨源原本之九卷为佳。又未确定之底本中,如《春秋经传集解》之拟用翻宋本,实不及日本图书馆宋嘉定丙子闻人模刊本。《大唐西域记》拟用明刊本,不及日本京都文科大学丛书本。《荀子》拟用明世德堂本,不知何因。与其用此,宁用《古逸丛书》之宋台州本。《范德机诗集》拟用明刊本,则用日本延文辛丑刊本为较佳。以上云云,因见预定书目,思想偶及,聊复饶舌。幸此书尚须经一两年始成,窃愿于此等处慎思熟审,俾成一完美之大丛书。吾辈认此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空前巨著以介绍于读者,并略述区区之愿望,盼其克底于成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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