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8)04-0053-10 1911年辛亥革命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重要节点，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的全新起点。民国时期虽然处于内部分裂割据、外部外患频仍的状态，但内忧外患进一步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形成由来已久。不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经历了从古代类型转向现代类型、从“自在”状态转向“自觉”状态的过程。古代时期，在“大一统”思想导引下，在“王朝天下”的政治框架之中，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形成、发展，“清朝最终完成了汉、唐、元、明以来的民族融合事业，今天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清代即已最终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共同体”[1](P83)，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已然深入人心。至清末，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现代民族概念被引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各子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总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在民族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趋自觉，更为明晰，更加深入人心，并被赋予了现代性内涵，从而与封建大一统格局之下的民族整合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同样作为广义的族群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其成员一则为‘臣民’或‘藩民’，一则为‘国民’或‘公民’，也是根本的不同”[2]。 对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长，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一些探讨，主要涉及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影响等内容。有的学者提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表现，如关健英根据斯大林民族定义提出，民族共同体是由共同语言、共同区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联系起来的人类群体；郭小靓等认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形成政治共识、情感共识与价值共识；沈桂萍则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概括为“四个一”，即共有一个身份——中国人，共有一个家园——中国，共有一个目标——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共有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①。本文则在既往研究基础上，根据民国时期具体情况，从共御外侮(共有一个敌人)、共有疆域(共有一个家园)、共为炎黄子孙(共有一个身份)、共同缔造并体认中华文明(共同文化联系)等四个方面梳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脉络与基本内涵。 一、共御外侮：同仇敌忾抗击外敌 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萌生。至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已成为唤起中华民族觉醒、促进中华民族认同、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关键因素。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3](P192—193)帝国主义入侵激发了“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翌年，梁启超即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最早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因而，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体现的一致性、共同性，首先表现在全体华夏儿女要共御外侮、“合族”对外、共同反对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同体首先是共御外侮、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体，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体。 民国前期，针对各帝国主义“协同侵略”中国的局面，国共等政治力量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当时国共两党中华观念的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都是与反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国内面向上从革命“排满”、“光复汉族”调整为“五族共和”、“民族统一”；在对外面向上，到五四运动以前，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在1912年1月5日的《对外宣言书》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4](P8)该宣言书宣示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继续“有效”，并承诺偿还赔款。1919年10月《中国国民党规约》恢复“三民主义”提法以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作了新的思考，开始在《八年今日》、《三民主义》、《在国民党党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国民党恳亲大会纪念册>序》等演讲或文章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也使用“中国民族”、“我民族”等词。与此同时，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日益鲜明。他在1924年1月6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中号召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5](P23)；在1月23日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痛斥帝国主义“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地位”，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内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外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5](P114—119)；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批评西方列强“正用帝国主义和经济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领土便逐渐缩小，就是十八行省内也失了许多地方”[5](P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