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走向的重大问题，多数党史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都会重点论述毛泽东在创建红军、开拓革命新道路上的突出作用。毛泽东是新战略的实际开创者，他的突出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最初只是地方领导人，无法领导全党的战略转变。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逐渐出版，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共产国际的作用。①还有学者指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②总体而言，学术界对革命战略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已有不少研究，但是也有不足。第一，以往研究往往强调某一个方面，完整建立逻辑框架的研究不足；第二，由于这是一个重大的宏观问题，以往研究比较重视理论上的探讨，缺乏细节的刻画，尤其对于红军、中共中央、共产国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不够深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战略转变的最关键的1930年前后，试图比较全面、深入地揭示革命新战略在红军、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三个层次之间互动中形成的过程，并分析其中细腻复杂的逻辑关系。 1927年下半年，中共在各地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创建了红军。但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进入了类似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1917年之前的十二年沉闷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共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耐心争取群众、发展组织，等待下一个高潮，此时红军即使可以在偏僻山区勉强生存，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对革命没有重大意义，这是1928年中共六大前后的主流观点。1928年底到1929年初，各地红军在国民党围攻中处境艰难，中共中央发出“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贺龙等红军领导人离开军队，把红军分散成小的游击队。但是接下来，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完全出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预料，最后走出了一条与苏联十月革命道路不同的全新道路。 一、红军在组织中地位演变与革命新路 红军是1927年暴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它立刻对中共组织产生了冲击，各级党组织与红军的关系经历了充满矛盾冲突的相互调适过程，最终红军在中共组织中的位置才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一)红军初建，活动于偏远农村，定位模糊 在与国民党左派的最后合作中，中共掌握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并利用这些军队为骨干，先后发动了8月南昌起义、9月秋收起义和12月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起义军余部撤退到农村地区继续斗争，创建了最初的红军，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二十五师余部撤往湘南，董朗率领南昌起义军另一支余部撤往海陆丰，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起义余部撤往江西宁冈县上了井冈山，叶镛、徐向前率领广州起义余部撤往海陆丰，这四支军队可以算是最早的主力红军。 同时，在农民运动势力强大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地方党组织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参加的农民动辄数万。这些暴动先后失败，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展开严厉清乡，到处追杀农运干部和革命农民。很多人虽然被迫逃亡深山，但仍然伺机反攻，有时深夜回乡杀戮地主，有时袭击民团，他们成长为大大小小的红色游击队。红军主力选择的落脚点多是受农运影响的地区，红军与农运相结合，在偏僻地区形成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根据地，并且建立了控制小块地盘的苏维埃政权。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通过代表大会正式选举重建了中央机构。但是，六大在革命理论上仍然是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对在农村艰苦奋斗并取得显著进展的红军和苏区并不重视，加上以工人干部替换知识分子的倾向，选举产生的新中央领导中工人显著增加，向忠发意外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一时期，中共组织似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城市，中共中央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努力恢复城市工人运动，但频频遭遇挫折，各省省委经常被国民党破获，工作难以开展；在农村，红军和苏区虽然也屡遭挫折，却获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在城市的中央与各苏区红军的联系时断时续，中央难以了解各苏区的情况，红军也难以得到中央的指示。 红军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最初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各级组织、甚至是红军领导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此时红军在中共组织中的定位还不明确，红军在革命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也不很清楚，甚至长于战略思维的毛泽东对红军前途的认识也很模糊。在毛泽东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感叹：“我们一年转战各地的经验，深感全国革命潮流之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建设了赤色政权，一方面全国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权”，“红军每到一地，冷冷清清的”。“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与完成，乃是必经的道路。”③ 从毛泽东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虽然他在一年多农村武装斗争中，创造出一套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的独特方法，自信红军和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可以生存，不易被敌人消灭。但他当时并没有看清楚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远大前途，也没有把红军看成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而主要仍寄希望于城市民权运动的高涨，希望在全国沸腾的民权革命中，结束连报纸都看不到的寂寞农村游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