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出土文献一般指考古新发现的各种文物上的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碑石文字、简帛文字等。19世纪末叶以来，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发现，对中国文献学、学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相对而言，汉语史研究对出土文献资料的关注和利用还是不够的。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使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汉语史研究者普遍认识到简帛文献的优势”，利用战国秦汉简帛文献资料开展汉语史研究，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2009：196-197）。目前，在汉语史研究者日渐重视出土文献资料的同时，我们认为，在如何更好地运用出土文献资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2 汉语史研究的语料选择问题 上古汉语语料的缺乏一直是汉语史研究所遇到的困境，出土文献资料因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为汉语史研究突破困境提供了机会。太田辰夫（1987：380）说过：“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为此，他提出将中国古代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两类。他所提到的“同时资料”涉及甲骨、金石、木简、手稿等文字资料，“后时资料”则是经过转写转刊的文字资料。太田辰夫关于中国古代文献“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的区分，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甲骨文这类地下新出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王国维（1994：2-4）早在1925年就进行过深入的论述，他还总结出著名的“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相结合的古代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对我国考古学与上古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陈寅恪（2009：247-248）评价其“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大量地下古代文字材料的发现，王国维提出的“地下材料”的重要性日益为文史研究者所重视，“二重证据法”也被当代学术界所广泛推崇。 19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秦汉简帛古籍文献，对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意义极其重大。李学勤（2001：3-14）认为：“我国的古代学术史由于这些发现，是必须重写了。”1980年代以来，战国楚简、秦汉简牍又有多批次新发现，这些新发现进一步推进了古文字学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这对概念在学术界逐渐流行，并逐步替代了王国维的“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概念。在文史研究领域，无论称之为“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还是“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涉及到依据史料的属性和可靠性问题。文史研究选择和依据什么样的材料，对研究结果往往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汉语史研究属于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材料的真实可靠性对揭示汉语发展演变规律，同样是决定性的。尤其是上古汉语史研究，语料的缺乏和复杂性从来都是首要的难题，因此，语料的选择和考证就成为上古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对如何“找出足够的根据来建立”汉语史，王力1950年代编纂《汉语史稿》时进行过讨论。王力（1980：20）认为：“甲骨文和金文等都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只有靠着这些文物，我们才能接触到三千多年前的汉语。”运用甲骨文、金文等地下新出古文字材料来研究汉语史问题，不少语言学家也做过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如王国维（1971）、胡小石（1995）、杨树达（1954）、管燮初（1953）、陈梦家（1988）、周法高（1990）等。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古文字资料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性才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认。裘锡圭（1979）明确指出：地下发现的古文字材料比传世古书优越的地方，主要有“年代绝大部分比较明确”，“屡经传抄刊刻的”错误少，“可以补古书的不足”，“有时能提供一些古书里比较少见的语言资料”，因此，古文字资料“对于古汉语研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的。”裘锡圭所说的“古文字资料”也就是“出土文献”资料。 在出土文献中，战国秦汉简帛文献作为汉语史语料的价值更加引人瞩目。姚振武将简帛文献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本真实可靠，具有极高语料价值；第二，数量较多；第三，时代明确，有利于历时和共时研究；第四，地域特点鲜明，有利于了解方言差异；第五，语体风格多样，有利于了解口语与书面语分歧；第六，异文通假较多，有利于了解语音系统的复杂性；第七，简帛用字有助于解决汉字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2009：1）。学者们意识到，“这些优势如果能为汉语史研究者很好地加以利用，将为受语料使用困扰的上古汉语研究带来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2009：196）近年来，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尤其是战国秦汉简帛资料开展汉语史研究的新成果日益增多，近出代表性成果，如《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所著《简帛文献语言研究》（2009）从语法、语义、语音、文字等方面对简帛文献语言进行了考察研究；张玉金的《出土战国文献虚词研究》（2011）在对战国出土文献资料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战国时期汉语虚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代表性成果显示，运用出土文献语料可以对许多汉语史现象获得新的解释，有些依据传世文献得出的研究结论，根据出土文献材料则需要重新改写，还发现了一些过去未能注意到或未曾见到的新的语言现象。由于出土文献语料的运用，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汉语史研究确实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