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学者不同，中国古代学者所直面的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实字和虚字，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传统语义学（训诂学）。中国语义学的发达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汉字保留了造字本源痕迹及音义流变线索。“六书”表面上是造字之法，实际上凭借文字符号蕴含了语言符号与对象世界之间的认知语义关系。“秦汉语言学四大名著”都是词汇语义之书：《尔雅》字义聚合；《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词义比较；《说文解字》汉字音义系统；《释名》是语源探索。（李葆嘉1998：207）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的语义学研究如此源远流长，语义学论著如此丰富渊博。 在西方语义学学科建立之前，欧洲自有其散见于哲学、逻辑学、文献学、修辞学、词源学、词典学中的语言意义研究。然而，由于西方学者面对的是屈折型语言，古代语言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形态与词源，而16世纪以来，其热点集中于语言起源和历史比较，作为学科的语义学迟迟未能建立。19世纪2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莱斯格（Christian Karl Reisig，1792～1829）曾经如此感慨：“迄今为止，能够科学地阐明语言理论的只是少数学者。不同学派的纲要囿于局部的语言知识，毫不足怪，致使目前的语言学仍然缺少一个组成部分。”（Reisig 1825/1839：18）由此，依据人类纯粹理性，基于哲学取向和历史取向，莱斯格首创了西方“语意学”（semasiologie/bedeutungslehre）这门新学科。19世纪下半叶，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ichel Bréal，1832～1915）以心理学思潮为背景，凸显语言心智规律的心理取向，再造心智“语义学”（sémantique）。（李葆嘉、刘慧2014）以示区别，德语的semasiologie/bedeutungslehre汉译为“语意学”，而法语的sémantique汉译为“语义学”。在无须区别的情况下，仍用现通行的“语义学”。 与德法相继出现的语义学研究热潮相比，当时的英美尚处于边缘状态。英国学者的符号意义研究萌芽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人类理解论》（1690）第四卷中将科学分为三类：第一类物理学（physiology）；第二类实践学（practicology）；第三类标记学（sematology），即研究人们基于事物理解所形成的观念、用以传达知识的语言文字的性质。（关文运中译本1983：720～721）这一标记学，为英国本土的符号意义研究开辟了道路。19世纪的英国，出现了两个表示“符号意义学”的术语。第一个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Smart在《符意学纲要》（1831）中提出符意学（sematology）。Smart认为，人类思维用以获取和交流知识的符号主要是词语，而词语的使用是语法、逻辑和修辞的研究对象，因而将其符意学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二个出现在19世纪末，Welby在《感觉、意义与阐释》（1896）中所倡导的符义学（significs），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Smart符意学主张的回归。Welby还吸收了德国的semasiologie及法国的sémantique，将其符义学提升到心理和道德层面。此种以表义媒介符号作为对象的研究，总体上属于符号哲学的探讨。 美国学者接触德国的语意学始于19世纪中期。美国耶鲁大学神学家Josiah Willard Gibbs（1847）首次导入德语的semasiologie，对译为英语的semasiology。 Gibbs的耶鲁大学同事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Whitney，1827～1894）研究过意义变化。惠特尼早年留德，有机会接触到semasiologie。但是他从未用过这一术语，并不认同德法学者的语义学这门学科。只在其主编的《世纪词典和百科全书》（Century Dictionary and Cyclopedia.1889～1891）中收录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菲尔德（Maurice Bloomfield，1855～1928）撰写的词条Semasiology（Whitney，VIII：5481）。 在1900年之前，莱斯格、布雷阿尔创立的这门关于“意义的科学”，已经在美、俄、西、英等国流播开来。
与欧美相比，西方语义学（包括符号语义学）传入东亚的时间要晚得多。本文拟梳理西方语义学传入中国的四条路径，评析其传入内容及其影响，并揭示西方语义学理论方法何谓真正传入中国语言学界并运用于汉语语义研究。 二、“师辟伯（bedeutungslehre）→章士钊（语学）”的德国本土路径 1929年，章士钊（1881～1973）旅德期间，对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学说深感兴趣，而弗洛伊德欣赏瑞典学者师辟伯（Hans Sperber，1885～1960）的语意情感分析。在德国大学长期任教的师辟伯，其代表性著作有《情为语变之原论》（
Affekt als Ursache der
Versucheiner dynamologischen Belrachtung des Sprachlebens.Halle:Niemeyer，1914）、《语意学引论》Einführung in die Bedeutungslehre.Bonn:Dummler，1923）等。为了修正布雷阿尔的表达需求意志论，师辟伯认为，表达需求不仅包括交流思想的理性考虑，也可能被无意识刺激触发，情感表达也是语义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章士钊用文言译述的师辟伯《情为语变之原论》（1930），第一次将德国语意学（bedeutungslehre）介绍给中国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