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大新闻文化圈中，中西新闻是最具特色、最有活力的两大体系。我们试以新华社与美联社作为标本，来一番历史的追寻与文化的沉思，对中西新闻的写作特点进行一次剖析性的比较，以期充实和发展我国的新闻写作。 一、新华社与美联社的历史比较 新华社是我国惟一的国家通讯社，是党中央领导的强有力的国家新闻宣传机构。它的前身是诞生于1931年的红中社，1937年改名为新华社。它产生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红色根据地，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激烈而复杂，这就决定了它一经诞生就主要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和存在的，因而其新闻写作必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 在新华社与中国革命共进的征途中，它不断加强其作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工具而引导舆论、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以其强大的宣传威力为我党我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战争年代，新华社有时尽量搜集、发表各种新闻，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有时则停止一切揭露性、刺激性稿件的采写，以示缓和。在其50年代的业务建设方针中也提出：“要求采编人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1]80年代新华社社长穆青在谈到新华社记者工作时说：“在工作中要求记者时时刻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党性原则摆在第一位，要经常想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宣传贯彻得怎样，是否得力？是否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2] 美联社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通讯社。它有着与新华社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它的前身是1849年成立的港口新闻联合社。这是由6家纽约日报为对付日益激烈的新闻竞争而建立的一个合作性质的通讯社，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团体所有制通讯社[3]，经营上自负盈亏，从不接受政府资助或入股。[4] 因此，就主体而言，美联社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一种为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企业型信息媒介。传递情报、交流信息成为其重要的功能和任务。从根本上说，它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工具。但由于其追逐利润的本能，为吸引更多受众，它必须不断改革报道方式与传播手段，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与兴趣。这使美联社赢得了极高的权威。 美联社的记者较少受到写作规则的束缚。每一次写作上的创新与变化都根据读者的需求。在稿件中，严禁出现任何会妨碍读者接受信息的生僻词语、不明确表达和不习惯说法。它的报道在体裁上不拘一格；在语言上含蓄幽默；在内容上新鲜有趣，能极大地满足受众的新闻欲求，和新华社报道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截然不同。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直接与频繁，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有人主张新华社的新闻写作要“西化”，要淡化政治宣传。一方面，新华社写作上强调政治性的传统发挥过巨大而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华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闻的其他重要功能，如信息功能，从而导致写作上趋于一定程度上的保守与僵化。这是否意味着突出政治性与生动活泼存在着矛盾呢？是不是真的要“淡化”政治宣传呢？当然不是。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5] 新华社作为无产阶级的新闻通讯社，必须坚定不移地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但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蓄意破坏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错误和缺点。有些群众会产生不理解、误会甚至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就需要新闻舆论机关廓清思想感情，理顺头绪，引导群众正确认识目前暂时出现的困难，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角度讲，必须对当前社会上存在的损人利己、金钱至上、以权谋私的思想和行为，对宗法观念、特权思想等封建道德，以及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腐朽思想进行揭露、斗争和批评，以纯洁社会风气，扶正祛邪，引导舆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充当好党和政府的耳目与喉舌。 我们也可反观西方新闻界。他们自称“没有政治性”，常常盲目投合读者口味，甚至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大肆报道黄色、暴力，以及一些荒诞不经、恐怖离奇的东西。美联社虽然称得上世界一流的通讯社，但有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个泥坑。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事实上，一切新闻都是宣传，都带有政治倾向，自我标榜“客观公正”的美联社也不例外。只不过它常常将政治宣传不露痕迹地消融于报道幽默、煽情的细节之中罢了。这是它的高明之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华社坚持了报道的政治性，但在表现形式上比较直白、单一，不太注重宣传的艺术性，从而损害了宣传的效果。实际上，内容上的政治色彩与表达上的生动活泼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并不存在矛盾。一件作品，是完全可以做到既有好内容又有好的形式的。任何一方的缺乏，都会损害作品的价值。我们既不能由于强调政治而使作品“面目可憎”，也不能为追求效果而把原则抛于脑后。应该在实际的写作中将二者完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