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中国记协和新华社为我举办这么隆重的研讨会，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许许多多鼓励。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这两天从大家的发言中，从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战友的、同行的、真正知心朋友的那种温暖、那种深情。但对一些同志的过分称赞和溢美之词，我感到很不安。同志们对我过誉了，没有那么十全十美，没有那么多的成就，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特别是有同志提出新闻界要向我学习，我实在不敢当。如果要学习，我觉得应该在现在的新闻队伍中间，从正在第一线工作、冲锋陷阵的同志中寻找那些坚强的优秀的战士。 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了一些问题。老实说，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总感觉到我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写的东西也太少。我有辛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又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从延安奠基，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一个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我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起更大的作用，写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奉献，然而我没有做到。为此，我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也愧对我们这个时代。 这里，我想讲几句心里话来说明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是在河南农村的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清贫的家庭不可能让我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等待着我的最好前途是在乡村里教教书。我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是党给了我一切。我念小学时的学校就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中学更是地下党的县委所在地。我从小就接受革命的影响，一直到走上革命道路。我之所以写《泪洒偏关》，纪念我的老师梁雷，就是因为我忘不了他，他就是当时的党员，是他一手把我送上革命道路的。到部队后，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得以提高，更感到是党把我引上了光明大道。那时，我虽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到了八路军里，却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在贺龙的120师，我们的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部长都非常关心我。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我也跟着部队挺进冀中，深入敌后，受了很多锻炼。我就是在1939年，在冀中前线的炮火声中参加共产党的。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在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就是1940年，敌后解放区缩小，日本鬼子到处扫荡，冀中已不能在地面上打仗，转入地道战了；晋察冀根据地也在缩小，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没有粮食，我们就整天吃黑豆、小米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牺牲很大。就在这时，党把我从前方调回延安。当时和我一起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是党把我保存了下来。所以我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到延安后，组织上又问我愿上哪个学校，我说上“鲁艺”，就让我上了“鲁艺”。在“鲁艺”的两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地看书，把图书馆的书能借到的都借来看。所以我现在还能写点东西，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不然的话，我一个中学生的文化根底，怎样能掌握以后那么繁重的宣传工作？以后我到了《解放日报》，博古、陆定一、余光生同志对我们一些年轻记者要求非常严格。那时我不懂怎样做新闻工作，也不愿意做记者，我觉得我这个人不爱活动，不爱说话，性格非常内向，让我做记者满天飞怎么行呢？但我是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在报社的几年里，领导们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才逐渐安下心来走进了新闻这一行的大门，而且一干就是50年。有关新闻的理论和实践，我也是在党的教育下懂得的、掌握的。可以说是党一直把着手地培养我，扶着我长大的。以后到东北、到总社，一直如此。最后，出我意外地让我负责新华社的领导工作，更说明了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正是这种感情，使我始终认为我是党的儿子，党的理想、党的事业，也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所以我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应归功于党的引导，党的路线的正确，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我严格按照党的教导身体力行的结果。 我还想讲一讲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我的一生都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年轻的同志没有见过旧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多苦。我是亲眼看到的，特别是在我们河南，更是个贫穷落后、苦难深重的地方。为此，我从小就有一个朴素的救国救民的愿望，以后参加了共产党，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终身的理想。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忘掉人民。我永远忘不了在战争年代，处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百姓怎么样地支援战争、支援抗日，那真正是毁家纾难啊！父亲战死了，儿子去；哥哥战死了，弟弟去。一批一批的老百姓穿上军装跟着我们打日本、打老蒋，牺牲了多少人，救了我们多少伤员，掩护了我们多少同志，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不吃不用，把仅有的一点东西都拿出来支援了部队，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凡是有这种经历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恩情。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从我个人来说，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在群众中间、在采访对象中间、在那些行进人物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他们给了我很多营养，是他们教育了我，鼓励了我。他们的品德，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们在建设祖国、改造山河上创造出的丰功伟绩，处处事事都是鞭策我前进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人民教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勿忘人民”。因为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有一件事给我的教育最深，那是我和冯健、周原一起去中原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在老灾区一路采访，一路就听到看到许多感人的事实。有的干部告诉我们，在断粮最严重的时候，老百姓饿得躺在家里，而周围就是国家的粮库，但他们宁愿饿死在床上，也没有一个人去偷国家的一粒粮食。而到第二年丰收了，老太太用手巾兜着一点粮食非要去交公粮，粮库不收，老太太就哀告着说，这些年俺们一碗端了几个省的粮食，今年俺打下了粮食，也让俺的粮食跟国家的粮食搀和搀和吧！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国家的一片心意。有人说我对农民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些事教育了我。总觉得不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人民多作出一点奉献，就对不起党、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这么好的人民。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就，除了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同志们的帮助。是集体力量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我个人有多大能耐。离开了集体，特别是新华社这么一个集体，我是做不出什么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大家集体的努力。我常想，新华社这样一个单位，就像一只船在大海上航行一样，党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航行中也有风浪，有颠簸，怎么样使船前进，要靠船上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同风浪搏斗。否则，仍然有翻船的危险。新华社有一支好的队伍和好的传统，大家是团结的，是向上的，是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集体，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从我个人来讲，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与别人合作的，都是集体写作的，焦裕禄也好，吴吉昌也好，老坚决也好，包括《历史的审判》等等都不是我一个人写的，都是集体讨论，集体研究的结晶，都有大家的心血在里面。这里在座的冯健同志就是我的老搭档，他是新华社有名的老黄牛，还有郭超人、周原、陆拂为、南振中等等，没有这些同志的帮助，我决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影响的作品。总而言之，一个是党的培养，一个是人民的哺育，一个是同志们的帮助。没有这三条，就没有我穆青。我自知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集体的力量毕竟比个人的力量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