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学者，长期致力于政治传播学研究，并重点关注拉美国家和西欧北美的媒介体制。哈林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他较早开始关注政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关联性，198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大众媒介与美国政治危机：越南战争个案》(The Mass Media and the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Case of Vietnam)。2004年，哈林与意大利佩鲁贾大学教授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问世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之后该书被陆续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以北美和西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结合政治学和传播学，质疑了1956年由三位美国学者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哈林和曼奇尼提出了基于经验研究的三种媒介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民主法团主义模式(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以及极化多元主义模式(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不过，这本书只选择了在经济发展、文化和政治史等有诸多共性的老欧洲国家(即传统上的西欧国家)和环大西洋的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北美国家进行媒介制度调查。 除了对欧美国家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外，哈林教授也专注于拉丁美洲的媒介体制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原始文献，他专门学习了西班牙语。目前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媒介体制相关研究甚少，由于相距甚远，以及拉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这一领域成为遗落的明珠。事实上，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许多国家的媒体所面临的状况与中国类似，例如墨西哥媒体从过去的威权主义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转变为目前的市场驱动模式(market-driven model)、公民新闻事业模式(civic journalism model)等共存的状态。自从中国引入市场元素、实行有限的商业运作以来，媒体也呈现出一种混合形态。对我们而言要追问的是：媒体在拉美是如何报道政治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一、政治学与传播学 周书环(▲)：可否请您分享一下您早期的学术生涯？您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从聚焦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媒体、美国大选中的电视报道到拉美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对不同国家媒介体制做比较研究？ 哈林(●)：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恰逢保罗·曼奇尼从意大利来美国做田野调查。他想写一本关于美国电视新闻的书，而当时意大利还没有商业电视新闻。①所以我们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打算合写一篇文章来比较美国和意大利的电视新闻。这篇文章就是1984年发表的《总统开腔：美国和意大利电视新闻的政治结构和再现形式》(Speaking of the President:Political St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m in U.S.and Italian Television News)，它引发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因为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就很感兴趣了。你知道，实际上我受的是政治科学训练，在政治科学中，比较研究是常态，这个领域中人人都做这个基础工作，但在传播学中却不是这样。 虽然我最初接受的训练是政治科学，不过我对公众舆论更感兴趣，为了研究人们的政治观念是如何改变的，我不得不研究媒体。奇怪的是，在我学习的那段时期，在政治学领域没有人研究媒体。于是我有一个机会写了关于大众媒体对越南战争报道的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这又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谋得一份从事传播学和政治学双聘的工作，所以让我对传播学了解更多，而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有趣的领域，与政治学相比，在这个领域中我可以成为某种先驱。 ▲：您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政治学学者还是传播学学者？如果分别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去探究“政治传播学”，您能看到什么样的差异？ ●：现在我认为自己更多的是一名传播学者，因为我在传播系教书，另外，相较政治科学领域，我觉得我在传播学科中扮演着更为中心的角色。不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在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有一个政治传播学领域。所以我真的不必再做选择了，可以兼而有之。我认为界限分明的学科观念意义不大，大部分学科都有重合的部分，只是做着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倾向，例如政治科学倾向于定量研究和寻找因果关系，而传播学则更为多元，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文化形式的更具解释性的研究。一般而言，我认为政治科学在把文化和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化为概念时有许多困难，文化工作者也不理解政治科学。因为很多时候不存在我们假定的政治行动者和政客等人的那种工具性行动，而传播学有更多不同种类的概念工具，你可以把它们运用于这些情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