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8)03-0082-08 大众传播中的“议程设置”功能和效果是得到广泛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媒体对于公共话题、热点对象、社会议题的讨论，构建和折射出公众对于议程的关注和聚焦，体现出媒介的“议程设置”。其最为核心的内涵如科亨所指出的，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一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则异常成功。①沿着“议程设置”的理论脉络和基础，本文明确提出“情绪设置”的概念和问题：媒介传播在影响人们怎么想、怎么说方面也许并不成功，但在影响人们以怎样的情绪想、以怎样的情绪说方面，却具有足够的作用与效果。在“议程设置”理论中某种程度上缺乏对于议程中的情绪和情感谱系的足够重视，以及情绪直接作为“类议程”的本体可能性。有必要明确地和集中地聚焦于“情绪设置”，并将之作为舆情调控和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媒介“情绪设置”的理论探讨 在“议程设置”理论等经典的大众传播和媒介研究中并未明确地提出媒介“情绪设置”的效果。它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基础渊源与理论内涵可从以下方面探讨考察。 其一，从“议程设置”到“情绪设置”。大众传播中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关注传播内容对于受众的影响，包括议题对象、“属性议程设置”等。它尽管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受众想什么。尽管研究者注意到了议程设置是和情感、情绪等因素相关联的，例如有研究者指出能引起受众情感共鸣的议程更容易成为公众议程，刘中望等对于微博的“议程设置”研究指出“感性的、情感倾向明显的微博内容更符合用户的认知模式从而更能吸引用户转发”②，Schoenbach和Semetko在议程设置的研究中分析了媒介对议题的正面报道，以减少公众对议题的知觉显要性；③Sheafer分析了媒介对经济议题的负面报道，以增加经济议题在公众议程中的知觉显要性。但是总体来看，议程设置理论对传播中的情绪传播和情绪扩散维度是缺乏足够的重视度的，既缺乏对于“议程设置”中情感因素的专门深入分析，更缺乏类似于“属性议程设置”之类的“情绪议程设置”理论建构。“情绪设置”和“议程设置”效果的共同之处在于，从关注内容效果到关注形式效果，它们的效果都不在于影响受众具体如何想、如何说，而在于这些想和说的形式。“情绪设置”效果要求对媒介公众舆情效应中的情绪扩散效应与特征进行关注：媒介传播或许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以什么样的情绪想；而这种情绪状态，会随后对整个传播链与传播氛围产生作用，影响到舆情的环境与整体生态特质。 其二，从“沉默的螺旋”到“情绪的螺旋”。在沉默的螺旋理论中，由于从众心理、群体压力等因素，大众的意见会出现对某种主导意见的偏倚和螺旋。然而，在这种沉默的螺旋中，有没有与特定情绪的关联？沉默的螺旋仅仅是“意见”的螺旋抑或是含有情绪因子的气候的螺旋？有研究者分析了新媒体平台“沉默的螺旋”中的情绪传播，“人们通过观察主导性情绪，单向度的情绪传播越来越快，且情绪链的形成与扩展速度亦逐渐加快。”④尽管这里涉及到了沉默的螺旋中的“情绪的螺旋”，但是依然把情绪简单地意见化了，寻求一种“主导性情绪”，而不是去探究在“情绪的螺旋”中不同于“沉默的螺旋”中的特殊机制，究其实质而言，情绪的螺旋的生成不是群体意见的“主导性”或“群体压力”，而是与情绪相关的情绪螺旋和情绪发展机制。或者说，某些特定的情绪元素在公众舆情气候中更易“螺旋”化，而非仅仅与意见、观点所受到的压力和驱动相关。对于这种螺旋中与情绪的关联性甚至情绪螺旋模式的探究，要求在“沉默的螺旋”的理论积淀上进而探求专门的理论路径，以考察情绪在舆情螺旋中的地位、作用和路径。 其三，“传播的偏向”与传播的“情绪偏向”。在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媒介的“时间”或“空间”偏向(bias)。⑤然而，媒介及其传播的“情绪偏向”也是不可忽视的维度，它指的是媒介存在对于特定情绪的偏向，或者说特定媒介中特定情绪会具有更好的传播和扩散效能。从另一广义层面而言，媒介传播实际上也存在着“事实”与“情感”抑或“理性”与“娱乐”等的不同偏向。例如尼尔·波兹曼指出，电视媒介时代相对于印刷媒介的理性文化，具有娱乐化的主导特征。这实际上也向我们指涉了媒介形态与其内在的形式特征之间的关联。就媒介传播的情绪偏向而言，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第一，媒介传播是否具有对于情绪化、情感化的偏向，作为一种重视情绪型的媒介而存在，而不是完全由事实或理性文化所主宰，这使得情绪化的传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第二，媒介传播中对于特定情绪的偏向，例如李勇等人对网络舆论事件案例的实证考察分析的线上和线下用户情感特征的差异。⑥在媒介环境中，由于情绪偏向的存在，使得对于某些情绪的设置和引导、调控更具有可能性与实现度。 其四，从“群体极化”到“情绪极化”。“群体极化”现象指的是在一个组织群体中，个人决策因为受到群体的影响，容易做出比独自决策时更极端的决定。在群体极化的研究中，主要指的是群体的决策、意见朝向极端化方向的迁移和发展。现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注意到情绪在群体极化中的倾向与程度中的作用。Sustein认为群体内的情感性联结对群体极化起推动作用，但是他的观点只是把情绪作为意见极化的一种辅助性因素。Forgas对群体的同质性效应予以关注和考察，或者说情绪体验的正、负性对群体决策的积极、消极性产生了影响。⑦然而Forgas仍然是聚焦于决策和意见的极化，而非情绪本身的极化。情绪向度要求在“群体极化”向“情绪极化”的转换中，重视情绪本身作为一种极化的因变量，在其传播震荡过程中群体的情绪朝向更为极端的发展，并且这种情绪极化影响到或者至少和群体意见的极化之间存在着深入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