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博本《注心经》抄写时间考

      敦煌博物馆藏敦煌文献77号，为《坛经》等禅籍合抄，依次抄录唐释神会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唐释法海集《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唐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注心经》）等禅籍五种。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五种禅籍在列，并都被定为“归义军时期写本”①。

      对于这样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弄清它的抄写时代是确定其价值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五种禅籍并非同一时期的写本，前四种确有可能为“归义军时期写本”，而《注心经》则是较晚的抄本。

      1.敦博77号五种禅籍未必抄写于同一时期

      在展开讨论以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敦博77号原卷的一些基本信息。敦煌市博物馆编（荣恩奇整理）《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云：

      蝴蝶装，首尾残，麻纸，纸质较厚。纸高三二·二厘米，宽二三·四厘米，每四至六张纸叠在一起，中间对折，穿绳为一叠。残册现存九叠，九十三页，用绳穿连，成为高三二·二厘米、宽一一·七厘米、厚一·八厘米的小册子。每页均双面书写，每面六行，行二二—二六字。乌丝栏高二九·五—三○厘米，栏宽一·六一一·九厘米。时代：宋。②

      又荣新江、邓文宽（1994）《有关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一文称：

      敦博本是册子本形式，大约每五叶（folio）叠在一起对折，使一叶变成二页（page），现存九叠，计93叶，用绳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册子。……从书法判断，前四种文献，即《定是非论》《坛语》《五更转》《坛经》，是出自一个书手；《注心经》一种，字体不如前者舒展，颇为紧凑，有魏碑之风，双行小注细密紧严，字体工整，一笔不苟，是另一人所书。虽然字体有所不同，知道出自两人手笔，但五种文献是原本就装订成册的，构成一个整体。

      又《甘肃藏敦煌文献》叙录云：

      此卷是《坛经》等五种禅籍合抄。绳装册叶装。每四至六纸叠在一起，现残存九叠，细麻绳装订成册。册子三面切口涂刷银粉。③

      上述叙录的作者都目验过写本原卷，对写卷外观、用纸等的介绍应该是可信的。这也就是说，敦博77号五种禅籍抄在同一册子之上，它们所用的纸张是同一的，不存在局部用纸不同或作伪的可能性。

      但是纸张相同并不代表抄写时期相同。《敦博本禅籍录校》业已指出，这五种禅籍出于两人手笔，即《定是非论》《坛语》《五更转》《坛经》前四种文献出自一个书手，后一种《注心经》出自另一书手。前四种文献除《定是非论》卷端残缺不得其详外，其余三种文献首题之上分别有等篇名标识符号，而后一种文献篇题前则没有任何符号。前四种文献字句重文重出者大抵用重文符号代替，而后一种文献则一般不用重文符号。可见二者抄写格式也有很大区别。至于这五种禅籍的抄写年代，荣新江、邓文宽（1994）主要根据其中《坛经》写本的形制、方音别字、抄写特点等的比较考察，“推测敦博本禅籍抄成于张氏归义军时期”。上引《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定为“归义军时期写本”，大概就是沿袭了荣、邓二位的说法。如果限于出自同一个书手的前四种文献，这一推断也许不无道理，但出自另一书手的后一种文献，由于其用字用词及抄写格式方面与前四种文献并无共同之处（参下节），这一推断的可靠性就很成问题了。

      关于后一种文献的来源，大家都注意到了尾题“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卷终”后比丘光范的跋文。

      遗法比丘光范幸于末代荻偶真诠，伏睹经意明明，兼认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寻，即喜顶荷。旋忘二执，潜晓三空，实众法之源，乃诸佛之母。无价大宝，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济他，即滞理而成吝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后缺）

      此号原件本为敦煌当地的收藏家任子宜所藏④。卷中《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篇题前有“民国廿四年四月八日获此经于敦煌千佛山之上寺任子宜敬志”题记一行。1943、1944年，向达到西北考察，曾先后两次向任氏借录该件，其中后一过录本跋云：“未有比丘光范跋，谓命工雕印，永冀流传云云。不知为雕印四种，抑仅指净觉《心经》而言，惜有缺叶，不知原本雕于何时，唯据写本字体及书写格式推之，最早不能过于五代也。……净觉《注心经》则为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以略窥一二，治禅宗史者之要典也。”（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14-15）向氏后来据这两次考察日记整理刊布的《西征小记》也说：“光范《跋》缺一叶，不知仅刻《心经》一种，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当是五代或宋初传抄本，每半叶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净觉注《心经》，首有行荆州（原注：荆原作全，误）⑤长史李知非序，从知此注作于开元十五年。净觉乃神秀门人，书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渐教法门由此可窥一二。”（向达，1987：333）杨曾文（1989：36）认为光范所作只是《注心经》的跋文，而不包括前几种抄本，而光范得到《注心经》的地点“滑汭”，当为洛阳东北的滑州治所白马（滑台）。周绍良也说：“我觉得光范跋文明白说到‘经意明明’，‘注文了了’，可见是专指《心经》而言，并没有指其它一些。五个重要经典汇集在一个册子上，首先它不同于敦煌石室所藏的一些卷轴，它是一个方册本子，所以很可能是从外地赍来的，而且这个抄本明显是一个比较晚的抄本。”（转引自邓文宽、荣新江，1998：3-4）邓文宽、荣新江（1998：28-29）在杨说的基础上推测“光范是洛阳一带的和尚，他命工雕印《注心经》的地点，也应在洛阳附近。敦博本《注心经》并非光范原印本，而是抄自光范印本，也就是说抄自来源于洛阳一带的印本。……虽然《注心经》及其跋文的字体与前四种文献的笔迹不同，但它们订成一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光范的跋文虽然不包含前四种文献，但也透露出同样来自洛阳一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