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现象学诠释

       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似乎呈现出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太少了，已有的革命言说虽多，但尚不足以反映革命历史及其时代的和超时代的意义；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可以说我们的革命知识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已有的知识妨碍了我们深入理解革命。为解开这种二律背反的纠结，论者进行了各种跨学科的探讨，由此而产生出各种“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新革命史”堪称这方面的最新的尝试①。作为长期浸淫于革命史研究的学者，我觉得在探讨如何深化革命史研究上似乎可以进行换位思考，即首先要做的不是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而是去学科化。所谓去学科化，强调撇开一切预设，借助文本回到历史现场，观察革命的生成过程，继而再尝试使用学科方法给予一定的诠释。基于这一考虑，我以为革命史研究不应限于共产主义革命，而应放眼长时段、跨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动，将共产主义革命置于其中加以考察，揭示其深远的意义。在此，社会史的视角是必不可少的。

       1992年，美国学者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在《社会史》杂志发表《中国革命的社会史研究》一文，将16至20世纪中国社会——涉及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视为漫长的革命过程，并且使用大写、单数的“中国革命”(Chinese Revolution)术语来称呼。他认为，美国学术界的中国革命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受到了“新史学”“新社会史”方法和观点的影响，论者多关注妇女地位、城市中的社会紧张、村庄权力关系中的文化要素等②。华志坚所说的社会史是非常宽泛的概念，按照他的铺陈，社会史追求的目标必定是结构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在该文发表前后，我恰好开始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在梳理了社会史研究的谱系，特别是吸收了“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的成果之后，我理解的社会史，或可称新社会史，与华志坚以及国内通行的理解大相径庭，乃是一种非结构的、非整体的历史叙述，与其说指称“历史”的某一特定领域，毋宁说是一种思考历史的方法，或可命名为历史现象学方法。

       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哲学家利科(Paul )在《记忆、历史、忘却》一书结尾之处写下的一段话可为注脚：“历史的背后，有记忆与忘却。记忆与忘却的背后，是生。但，书写生则是另一种历史。未完成。”③历史的背后存在记忆，忘却，记忆/忘却是构成历史的母胎，又是与人的“生”(la vie)紧密关联的，思考历史和记忆就是思考生，这是历史现象学方法的出发点。确实，历史书写是在生与死、现在与不在之间展开的，书写者从自身所处的现在/生去捕捉不在的过去/死，所能借助的是口传和文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料。书写者之所以知道革命，乃是因为存在着与革命历史有关的话语或文本，它们成为书写者接近革命现场的媒介。

       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肇始于清末排满运动。1894年11月，兴中会在广州策划反清起事流产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多年后，孙中山对陈少白回忆兴中会历史时说，起先并不知道何谓革命，是在神户登岸后看到当地报纸称自己为“革命党”，才知道原来是在干革命④。陈少白的记录影响甚大，成为追溯中国革命源头的依据。但是，历史学者手中的史料如同律师递交给法庭的证据，必须经得起检验，否则就不能成为论据。日本学者安井三吉查阅了孙中山抵达神户前后的报纸，结果不要说神户出版的报纸，就是大阪出版的报纸，也没有一条关于革命家孙中山的信息，倒是发现了诸如“广东暴徒巨魁”来神户之类的消息⑤。可见，当地报纸并没有将孙中山看作革命者，而是将其视为犯上作乱者。所谓革命，先有其事，后有其名。这个小插曲提示我们，不能随便用后来的术语、概念去解释此前的事情或事件，必须用当时人的术语、概念来理解当时的事情或事件。

       实际情形更为复杂。“越是重要的概念，越容易被滥用”⑥。论者在溯及中国革命思想时，每每言及《易经》《尚书》，其中的“顺天应人”革命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但这个革命话语与《易纬》中的“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一样，早已成为死语，与实际发生的事情或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翻看《水浒传》可知，即使是吊民伐罪，也自称“造反”，而非“革命”。“革命”这个词语是在近代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甚至可以说是经由日本而来的外来语——revolution。即使革命这个外来概念，也直至18世纪末才被赋予现代意义，按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因为现代意义的革命的诞生，“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⑦。这个故事在中国的开始时间比欧洲晚了一个世纪，其本土化有一个过程。由陶成章执笔、最终形成于1908年的《龙华会章程》是排满革命党人动员秘密会党的文本，该文开篇即写道：“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有人问我，革命就是造反，这句话如今是通行的了，但这革命两字，古人有得说过么，我答应到有的。《易经》上面，‘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就是这两字的出典”⑧。文章继续写道：革命之所以被曲解为“造反”，并被指为“大逆不道”，乃是皇帝和统治者泼给革命的污言秽语⑨。名为《江湖汉流宗旨》的文本出自哥老会，里面有段文字说得十分明白：“革命者，舍命拼命不要命也，未甚要公入革命，只因明了大害，装住一肚皮的忿恨怨气。满清皇帝尽用王亲大臣专权，尽买卖官当道，不顾民本”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