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2-0053-10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大革命后期，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演达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都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都倡导发展农民武装，都提出必须建立农民政权，以动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是国共双方领导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研究和分析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两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探讨其相关主张的渊源、得失和影响，对于全面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对于系统总结中国土地革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探寻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以大革命失败前后为限，分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与邓演达在农民问题上的交集主要是在前一个时期。有多位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给予邓演达以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多都认为邓演达之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能够有激进的农民问题主张，主要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和影响。客观地讲，毛泽东对邓演达的确有很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呢，还是互相的?他们二人当时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和作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里以毛泽东和邓演达对贫农问题的论述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由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①联名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中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提法，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提法几乎完全相同[1]。可是重新阅读《报告》原文，并且对照《报告》当年的几个不同版本发现，《报告》虽然讲“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是贫农”，虽然讲“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虽然讲“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虽然讲“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句话在1927年公开发表时没有，毛泽东1943年在编辑《六大以前》收入《报告》时才加上的——引者注)[2]P20-21、33，但是其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相比，意思虽有相近之处，可实际的出入还是明显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27年2月16日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倒是有更近似的表述，他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3]P183与毛泽东特别强调贫农在国民革命中作用的观点相近，邓演达也曾谈过贫农问题，他说：“本党始终站在贫农的地位，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要时得其同情。”[4]P113他又说：“我们的农运，始终是代表贫农作政治斗争的，这是国民党的农工政策的立脚点。”[4]P119他对土地问题说得更直接，“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我们很快的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所说的‘土地应归于农’。”[4]P69邓演达的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有相近之意，与毛泽东的论述是相通的。但相对而言，毛泽东对贫农问题相关观点的阐述在前，邓演达的论述在后；毛泽东有过很近似的表述，起草《对农民宣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邓演达也不是简单的复述或照搬，而是有感而发，也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基础，有他自己的理解和新意。 《对农民宣言》究竟是由邓演达还是毛泽东执笔，亦或是由陈克文执笔，似乎已无从做出确切的考证。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据他们的一些相关言论，旨在说明：他们二人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是共鸣，而不是一个人左右了另一个人，都是出自他们个人的主见。 综合起来看，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党内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泽东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们二人在各自党内分别从事农运工作，二人又合作开展或共同参与农运活动，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因为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二人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是在个人独立见解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