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R-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8)02-0180-10 民國時期，由於政府醫學教育、醫藥方面法規的不完善，以及部分西醫依恃政府發出廢止中醫之議，中醫界頻感危機。革新改良之外，中醫界也屢屢請願抗爭，以政治方式求生存，謀求管理權以爭中西醫平等待遇。從獨立於政府之外的自由傳承到爭取體制的承認，中醫順應時代的轉變相當之大。這樣的變動不僅反映了中西醫學的碰撞，也反映了傳統與現代的相遇。變動年代裡的中醫究竟如何調適自身，爭存於現代世界，是一個很值得考察的問題。本文從梳理1930年代中醫爭取管理權諸事入手，具體探討中醫一面的思慮，以幫助思考中醫在現代世界裡的變動。① 一、圍繞《國醫條例》的爭議 1930年，立法院通過了《醫師暫行條例》(即《西醫條例》)。衛生部雖曾宣稱中醫師條例“亦在擬訂中”，卻遲遲不見動靜。②也正因此，才有1931年中央國醫館之設。中央國醫館成立後，卻因無中醫管理之權而致紛爭不已，館長焦易堂由是思謀《國醫條例》，提倡由國醫館管理國醫，補救衛生行政的缺憾，因為醫學“誠然是衛生的事，但中國的衛生署根本不認識國有醫學，教他從何議起”。焦易堂請“政府分取三分之一提倡西醫的財力與權力來提倡國醫”。既然西醫蒙政府優待，二十年來已見成績，不妨也給予國醫二十年期限，如果“成績真趕不上與西醫之相當期限的進步比率，那麼，國醫甘跪地自動取消，不煩西醫排擠的了。”③ 於是，在其活動下，石瑛、葉楚傖、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等國民黨中央委員29人草擬成《國醫條例》，於1933年6月提交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提案稱，1930年5月27曰國民政府公布的《西醫條例》“完全屬於西醫方面，而對於中醫管理法規至今無”。現在國家既然賦予中央國醫館“整理國醫藥的職責”，則“關於醫學知識……亟應規定專條，責成中央國醫館依法整理，切實執行，以一事權而資改進”。④ 但開會時，該案卻遭到了汪精衛的反對，他主張根本廢除國醫國藥，凡屬中醫不許執業，中藥店停業，同時每縣設一西醫院，以增進人民健康，間接促成自治等等。於是，會上激烈討論，各執一詞，最終該案交教育、內政兩部審查。兼研中西醫學的范天磬認為汪精衛及反對者都是因個人經歷而立言，見解可謂“謬誤而淺薄之至”。因為“幾個治好或治壞的國醫能否代表整個國醫界”還很難說，且也不能以一時成敗定是非。學術是大眾而非個人的，“既屬大眾，當從大眾身上著想，尤其必須從大眾根本上著想。”他指出，只有通過教育，使“人人皆識國醫之弱點，而知西醫之長處”，則“國醫不廢而自廢”。他並指出，“國醫一時可以不廢，而終至於廢；多數國藥雖廢，而終不致完全被廢。兩者，皆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故“汪先生廢止國醫國藥，諸先生提倡國醫藥，皆多事也”。⑤ 消息傳出後，輿情譁然，中醫界憤懣不已，從歷史、民生、國情、漏卮等諸方面大加駁斥。⑥梁長榮批評汪精衛不切實際，國醫藥之存廢豈可“以個人喜怒愛憎為轉移”?若每縣設一西醫院，高昂之建築費必取諸民間，無疑增鄉人之負擔。⑦王君毅也批評縣設西醫院“非合於農村習慣、農村經濟”。⑧劉岳侖質問道：西醫未足堪用時，“鄉村疾病，究延何醫診治?”由此斥責汪精衛任鴉片流毒不禁卻廢中醫藥，“若非喪心病狂，何以倒行逆施至此?”⑨何珮瑜卻故意反說，宣稱汪作此“門外漢之言”不過是“黃蓋之苦肉計，孔明之激將計”，實欲發展國醫也。⑩ 由是，《國醫條例》案又演化為中西醫之爭，如陳方之所言，“自立法委員焦易堂先生倡言國醫後，於是世之所謂中西醫問題，乃囂囂及於貴人之口焉”。(11)此次中西相爭的焦點實是國醫管理權。中醫界以為“對於國醫國藥，不能無管理之方法及其機關”。然中央國醫館成立後並無實權，形同虛設，故實應有專門的法規明確管理職權，國醫館方可發揮作用。政府雖有“管理醫藥機關，其法規都只適用於西醫西藥，其職員又皆西醫西藥界人材，對於國醫藥之特殊情形，常多隔膜。”即如“醫師之考試，國醫、西醫科目，各不相同”，西醫考官不能兼試國醫，自應由國醫館辦理。諸如此類行政事務，若不委諸國醫館，則整理國醫各項工作，恐不易進行。(12)廣州光漢醫學校為《國醫條例》請命時說“國醫為專門技能，匪特關係國粹文化，且與民生經濟尤為影響”，實應將“國醫專科學校編入學校系統，並規定國醫待遇與西醫同等”，以保存千年固有學術。(13) 或因為中醫界所請之管理權是衛生行政之權，頗有一種欲與西醫平起平坐的意味，具有優越感的西醫很是不滿，更斥中醫有分裂政權之心。上海醫師公會即責備國醫館爭管理權是“攘奪行政機關，有干法紀”。(14)幵里議及此說，焦易堂要政府分三分之一的財力與權力來提倡舊醫當然可以，對於“研究學術方面無論怎麼樣去資助去規劃，都不成問題，即其結果一無成就，至多時間人力經濟等三方面，白受些損失”。可是，國醫館諸公若是預謀分奪政權，那就“非常的要不得”，因為“政制的統一，理應維持”。若國醫館可以代内政部執行醫事衛生上的部分管理權，那國術館豈不是也可代軍政部執行部分國防訓練權?“這類惡例，如何可開?”(15) 一向力廢中醫的余岩也大加鞭撻，專門撰文逐句逐段駁斥焦易堂之言論，指出國醫的學理靠不住，自然無存在的可能，廢止中醫的原則誰都不能動搖。整個國醫，早已在“用科學方式整理”聲中，宣告滅亡了。衛生行政系統不完整，本當勸告、提議、教他添設、扶助他，又何必要“另立機關，來破壞他們，做出政客爭權奪利的醜劇呢?”如此云云，滿篇的不贊成及貶損之言。(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