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合法婚姻的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礼仪规范，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项规范，这里的纳征也就是纳币的意思。因此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的一项主要礼仪形式，亦是婚姻缔结的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①。这种婚姻缔结礼仪规范的形式，进入近代以后，逐渐成为农村一项沉重的负担，并由此造成诸多婚姻问题与家庭问题。根据笔者的梳理，以往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研究，②大多注重就事论事，忽略了婚姻论财的高昂对农村造成的冲击，农村究竟是怎么应对这种冲击的，以及地方精英对农民的应对方式是一种什么态度等，这种问题亦是困扰当代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且学者大多集中在对婚姻结果的研究，很少注意到农村婚姻缔结的过程。显而易见，婚姻论财是婚姻缔结中重要的一环，缺少对其的研究，便不能很好地理解农村诸多婚姻现象的存在，因此本文运用实证和微观的历史研究方法，拟对近代华北③农村的婚姻论财问题做一简单梳理。 一 婚姻论财问题突出 婚姻论财作为婚姻缔结过程的一项重要环节，其发展经历了由实物到金钱的一个过程。据《周礼》记载：“嫁子娶妻，入币纳帛，无过五两。”④意即嫁女娶妻，男方给女方送帛作为聘礼，但总数不能超过5匹，这里不仅规定了聘礼的性质，也规定了聘礼的数量。具体体现在农村婚姻方面，即以米、麦、猪、羊、花红、布帛等一些农村比较实用的东西，然而到了明万历初年，这种以物作为聘礼的现象有所转变，开始出现以金钱作为聘礼，之后又发展为以银子作为聘礼，以至于出现重金玉、轻五谷的现象。⑤聘礼象征的转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婚姻论财的现象。聘礼由实物向货币转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村的婚姻市场。 婚姻论财作为婚礼的一项重要环节，近代以来，更是畸形发展，农村重视聘礼的问题日渐突出。人们订婚“十有八九并不打听明白，只要男方家有钱就算妥当，若格外再给几个彩礼钱，亲事就千妥万安”⑥。以至于有人把这种婚姻关系称之为“买卖亲家”或者称之为“财帛亲戚”⑦，论财的多少成为人们衡量婚姻的标准，并在农村形成一种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是婚姻论财观念的深入。婚姻论财是一个历史性的演进过程，出现了由实物到金钱的转换。这种婚姻论财形式的转换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是农村的破败、物价的高昂、消费的奢靡等一系列因素冲击的结果。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打开，外国消费品日渐深入内地，一方面导致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农村的消费观念。“以俗戒奢靡，务节俭，谨盖藏，有为奇袤绮丽之服者，人必指而笑之。”然而近代以来，“今则洋绸、羽缎充肆市廛，商学各界渐行侈靡，妇女衣饰踵事增华，大非古处矣”⑧。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带给农村的冲击，反映在农民的婚姻市场上便是婚姻论财趋势的加重，论财的多少成为人们衡量婚姻的标准，“女子适人，其父母惟视钱财多寡以为断”⑨。“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寡，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⑩有的地方还要估计男方家的田产有多少，结婚后分给男方的有多少等。(11)随着民国时期整个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婚姻论财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无论是男方多索嫁妆，或是女方多索聘资，都足以反映农村婚姻论财趋势的严重性。 二是家愈贫，聘礼越高。民国以降，随着生活费的日渐提高，加之天灾人祸不断，即使“小康之家亦不能维持其往日之生活，而一般佃农，租入少数土地，终年辛劳，而其所得之总收入，除去大部分之地租及生产费外，所剩无几，或者一无所获。以至于一家数口嗷嗷待哺，不得不告贷于富家，其不能借到者比比皆是；幸而借到，已无法清偿，从此积年累月，债额愈增，生活愈难。”(12)农民生活的苦难，加之天灾人祸的盛行，使本来就已破败的农村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大环境的刺激，势必对农村的婚姻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由于农村经济的崩溃，使得农村的婚姻缔结有着强烈的金钱交换意味，婚嫁的费用在家庭收入的比重日渐增加，必然随着经济困窘的程度有所变化，人们试图利用这种方式来改善家庭的收支情况，“嫁女就是卖货，钱多者得之，不如此不足以生存，不如此不足以弥补养育女儿所付出的费用，不如此不足以增加自己家庭的收入”(13)。而且“家愈贫者，聘金愈剧，至有二三百金以上”(14)。同时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导致贫家男娶妻愈加困难，女子婚嫁更加容易。“正惟贫家女易于男，故议婚时，女家既择郎婿，又索聘礼，少者数十元，多者二三百元，除彩礼之外，更索许多衣服首饰。”(15)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娶妻不易，只有任凭女方的勒索，没有选择的余地。甚至在农村出现了争夺再醮女的情况，但这种婚姻形式下的聘礼亦居高不下，有达三四百元者。这种男多女少的趋势，使女性成了婚姻市场上的稀缺物，婚姻论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来，而且“每计较多寡，近年尤甚，法币动辄以千计”(16)。这种趋势虽然暂时缓解了农村的经济形势，却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贫者愈贫。 三是论财的互动性。如前所述，农村经济的贫困以及男多女少的状况，一般男方家庭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一种被动地位。即使这样，男方反过来也会向女方家索要丰厚的嫁妆作为补偿，嫁妆的多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女子在男方家的家庭地位。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女方出很多嫁妆，男方不掏彩礼，只要女方有诚意，费用全部由女方承担”(17)的现象。这种情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至六礼之外，女家多要金钱，男家多要陪送，又与买卖交易相等。”(18)女方为了多置办嫁妆，更多索求于男方；反之，如果女方置办的彩礼太薄，那么“新妇在婆家的日子则不会太好过”(19)，所以“每嫁一女，牺牲一岁之赢余犹恐不足，往往借贷或卖却不动产以补充之”，如果不这样，女儿抱怨，婿家不快。(20)这种恶性循环的互求彩礼方式，不但没有缓解农村婚姻问题，相反加重了重男轻女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