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48年5月，陈赓指挥所部发起宛西战役，解放了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内乡县。初入内乡，中共新政权并没有受到当地群众的普遍欢迎。相反，据中共内乡县委介绍，解放军“在初到时，群众对我们政策不了解，见到我们即跑。这是普遍的，不但地主恶霸坏分子跑，而且基本群众亦跑”，工商业萧条，“社会秩序极其混乱”。①对此，中共内乡县委在上级指示下，采取了种种措施以缩小抵抗面，安定民心。②但是，由于当时新政权的军需压力巨大，征发的力度客观上大大抵消了其在策略上的努力。在内乡县解放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为满足大军推进而临时采取的大规模征粮、征兵和派伕支前等措施，给当地民众造成了沉重的压力，激起一些民变和“匪乱”。③其中有些暴动就是会道门④组织发起的。例如，在1948-1949年内乡县的天仙房、彭师道等会道门就组织了七次暴乱，在十个乡与新政权对抗。⑤此后，在反霸和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中的一些事实还表明，会道门作为农村社会原有的一种组织形式，不仅可以被敌对势力用来发起武力反抗，还可以被用来以一种相对消极的方式阻碍中共的一些政策和运动的有效推行与开展。此外，在会道门组织较为普及的地区，中共建立的乡村基层政权和组织中还不可避免地掺入了许多会道门人员。因此，如何处理会道门组织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会道门暴动在解放区已多有发生，中共也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团结和争取会道门的策略，将会道门再度定性为反动组织。但因其牵涉面大，出于稳定局势和人心的考虑，中共除严厉镇压暴乱者外，对这些组织一般只是严加防范。在中共军队解放一地之前，保卫机关即会注意调查摸清当地会道门的情况，将其视为需要密切监控和防范的敌对势力。在地方政权基本巩固之后，再通过打击会道门首领，同时对广大会众、道众进行宣传、教育，使其悔过，登记退道，从而将具有威胁性的会道门组织逐一予以取缔。⑥ 中共内乡县政权在建立过程中与会道门的关系，即见证了这一变化的过程。解放军在初到内乡县之际，并没有针对会道门组织采取具体措施。然而，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内乡县的会道门就组织了七次暴乱。在接连镇压会道门的暴乱后，中共内乡县政权开始重视对会道门组织尤其是其首领人员的调查和掌控。据内乡县公安部门随后的调查认定，内乡县30万人口中有反动人员12760人，其中反动帮、道、会门的民间宗教团体人员3120人，这中间坛主、点传师以上的会道门骨干分子120人属于需要重点注意、监控和打击的对象。⑦此一调查经过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这期间内乡县政权对当地会道门组织并未马上予以登记和取缔，而是一直采取严密监控防范的做法，只对公开抗拒政府的会道门组织或其骨干予以打击。直到1953年春，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内乡县才着手发动了彻底取缔会道门的运动。 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取缔会道门的既有研究大多囿于档案资料，“止于整理，流于沿袭”。王蕊的研究以《大众日报》的报道为例特别强调了取缔运动中宣传的作用，并指出报道“激情创作多于事实”。王蕊还利用某县公安局对十位会道门人员的审讯和判刑卷宗，讨论了对会道门人员的定罪标准模糊、刑罚过重，以及量刑受到被处理者的阶级出身影响的问题。⑧ 洪长泰(Chang—tai Hung)也强调取缔运动中宣传的重要性。他研究了中共取缔一贯道的运动，认为该运动的动机从来不是简单地征讨宗教，而更是一场中共为了巩固其权力和合法性而发起的群众动员。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认为，中共在建政初期打击反革命目标时更重视的是对其组织的打击。他研究了1951年4月中共在天津发动的打击会道门的运动，指出控诉会是运动中使用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几乎所有的控诉会都遵循相同的脚本。但他也认为，尽管召开的控诉会和退道的会众在统计数字上看来很惊人，却很少有民众真的被取缔运动动员了；“不过，对于那些会道门组织的首领们来说，退道运动是一个几乎无人能忘的灼人经历。人民政府已经使得会道门组织的领导层再不可能以一种组织的方式发挥作用”。⑩ 与上述研究强调中共在取缔会道门运动中的作为和主动性不同，杜博思(Thomas Dubois)则将一贯道的终结主要归因于数十年战争的停止和20世纪50年代初的乐观主义，而非因为新政权决心取缔它而展现的力量。他指出，随着战争和饥荒的威胁似乎已被抛在身后，大多数一贯道的成员失去了对一贯道所宣扬的末日劫难的兴趣，因此，即便一贯道的招募网络遍及全国，其成员在全国可能数以百万计，中共对一贯道的取缔也并未激起大的反抗。(11)但史密斯(S.A.Smith)在考察了取缔运动后会道门组织的存续及80年代复活情况后认为，由于中共治下各种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不可避免地带给民众很强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因此基层社会中仍旧存在着会道门以及各种地下宗教活动和复活的重要基础。(12) 从目前已有研究可知，或受限于视角，或受限于资料，既有研究对中共全国性新政权建立初期取缔会道门的研究，多数还着眼于较宏观的运动研究，或是对宣传过程及运动效果的研讨，尚缺乏具体、细致的描述。本文以河南省内乡县的取缔会道门运动为具体研究对象，试图尽可能详细地梳理该运动的前后过程，并尝试揭示取缔运动在基层起效的微观方法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