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1005-1597(2018)03-0072-08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人民”这一概念，广泛深入地渗透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概念之一。从概念史角度对“人民”一词进行研究，学界已有初步成果，但多是简单梳理该词的内涵演变，尚有诸多问题可供探讨。①一个概念体系或思想体系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规律。以1935年为节点，在此之前，“人民”概念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与“国民”概念并用，到逐渐超越“国民”概念成为主流，再到几乎被“群众”等概念替代的过程。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步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本文仅就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初步认知和定位演变过程作一探讨。 一、“人民”概念的近代语义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礼》中就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说法。这里的“人民”一词指的是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群体，表达的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而且是一种臣民观念，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政治话语的特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涌入，固有的臣民观念受到冲击，“人民”一词也被赋予了新义。梁启超在解说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时引用卢梭的观点说：“谓国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结约，以众力而自保其生命财产者也，各从其意之自由，自定约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领及各种官吏，不过众人之奴仆，而受托以治事者耳。”②显然，清末民初的“人民”概念内涵及其意义发生了转变，其指涉的已不再是任人支配的群体，而是拥有发表意见、参与政治等社会权利的新主体。 任何词语，都要置于一定话语体系中才能明晰界定。“人民”概念语义的演变，是与这个概念相关词汇的使用相联系的。在近代中国的汉语词汇中，与“人民”一词最具关联性的用语主要是“国民”一词。二者虽有区别，但时常混用。时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即是“有权利，有责任(即义务)，有自由、平等、独立之精神的人民，换言之，就是有国家观念的人民”③。陈独秀在强调国家主权时就表述为“全国国民所共有”④。梁启超在谈及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时使用的则是“人民”⑤。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多用“人民”一词。 近代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冲撞，使得“人民”与“国民”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逐渐出现了差异。“国民”一词在辛亥革命前由日本传入中国，但日本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政治理论并构建自己国家的政治理论时，对“人民”和“国民”二者的联系和区别的明确界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直到1894年“国民”一词才占据主流，而“人民”一词则相对少用。其中原因之一大概与“人民”常常被误解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不便表达和传播现代国家建构这个时代要求有关。⑥其实，中国当时也面临着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所以“国民”一词被引入现代汉语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很快得以流行。但近代中国的国情与日本不同，中国在引入“国民”一词的同时，仍然使用日本不常用的“人民”一词。这种概念移植反映出时人对中国社会变革方向的思考。随着中国政治实践和时局的发展，“人民”一词开始成为近现代政治话语中不能忽视的用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人民”一词被逐渐纳入阶级分析的维度之中。1919年李大钊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已不再是指全体国民，而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他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⑦话语中“猪”与“豺狼”的隐喻构成了对立，以“豺狼”来形容统治者，将其作为“人民”的对立面来描述，“人民”概念极具阶级对立的意蕴。这种“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1921-1927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 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中，选择使用“人民”概念与选择使用“国民”概念，并不是一种随意性的价值取舍，它的选定是与中共面对的政治局势及其理论需求相关联的。这两个概念在中共早期政治理论家的思想理论中的位置，因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一)中共对“人民”“国民”概念使用频率的变化 从“人民”“国民”两个概念的使用频率变化中可以看出，“人民”逐渐超越“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1924年1月的《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文在对中国社会主体的表达时，前后4次使用“国民”一词，“人民”一词却不见使用。⑧但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中使用“人民”的频率则达16次，“国民”一词仅为6次。⑨这种使用情况表明这两个词的地位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中发生了变化。这种状况在共产党人的理论著作中也有反映。李大钊自1924年7月之后，仅在1925年1月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一文中使用过一次“国民”。⑩陈独秀最初对“国民”与“人民”并无偏重。根据对《陈独秀著作选编》的初步统计，1919年“国民”和“人民”分别出现50和45次；1923为24和25次，几乎平分秋色。(11)但从1925年9月之后，“国民”几不见痕迹。相形之下，“人民”一词在使用上则占了上风，如到该年12月止，“人民”一词使用了近10次。瞿秋白开始亦认为“凡属于一国家的人总称为人民，或‘国民’”(12)，可见二词并无差别。在瞿秋白的政治理论著述中，“国民”一词始用于1919年，止用于1926年2月5日，使用时间较长；但与“人民”相比，“国民”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尤其在国共合作后。例如，1925年4月—1926年2月，“国民”共出现了16次，而“人民”仅在《国民应为国民会议而战!——张吴联合攻国民军之政局与民众》一篇文章中即出现了28次。(13)蔡和森在文章中表述指代时，似乎更喜欢使用“人民”一词，除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对“国民”一词使用较多外，其他时期该词几不见踪影。(14)恽代英也是如此，在其理论著作里，最初对两个词语的使用没有偏重，如同是1923年5月的文章，《学生与民权运动》一文中“国民”达40多次，“人民”为0次；《收拾时局的一个提议》中则“人民”为8次，“国民”为0次。(15)但是从1924年11月29日的《为“国民会议”奋斗》一文后，恽代英对“国民”一词的使用率大为降低，仅有两篇涉及。(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