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8)02-0001-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而从2014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到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来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同样是紧密地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来阐发的，他多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文艺思想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从时代的发展变化出发，通过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引领价值，重新确立了文艺的主流价值内涵，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价值、文艺的标准、文艺的组织、文艺的管理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从理论渊源看，习近平文艺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而产生的理论形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强烈的文化批判性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文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教化功能。20世纪初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有着相当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甚至受极左思潮影响一度走向极端政治化、口号化、教条化的错误发展方向。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正确引领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理清了文艺和政治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了正确的文艺发展路线并重新走上正轨。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发展成熟，为更具有时代性、系统性、主体性和开放性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整体来看，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揭示了文艺和国家民族的密切关联 习近平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②可以看出，习近平是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度来确立文艺的时代功能以及文艺工作者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 从历史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不是习近平首先提出来的，毋宁说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热切想要实现的共同理想。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涉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命题。而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文艺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归根到底承担的是团结人民群众共同抗日，进而完成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这必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逐渐成为一个时代命题。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文艺应该通过描写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推动广大群众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活动。③2001年，江泽民在《第六次中国作家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推进两个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中肩负着重大的职责。”④首次将文艺事业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结合起来。2006年，胡锦涛在《第七次中国作家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一大批优秀文艺家，期待着出现一大批精品力作。”⑤这次讲话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复兴作为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在这个阶段，文艺应该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识，但两者之间更为具体的逻辑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具体阐明。 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⑥习近平不仅强调了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兴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而且这种强调是建立在新的时代形势和时代课题的基础上的。 一方面，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以一种世界视野来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重新确立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关系。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⑦事实上，雅斯贝尔斯出版于1949年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时代语境，他以一种新的历史视角将中国与印度两大古代东方文明放置到与西方古代文明同等地位进行考察，是因为当时欧洲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精神文化危机中，雅斯贝尔斯试图摒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思维，通过追溯人类文明的共同起源，并重新审视欧洲在世界秩序当中的位置，进而以整体性视野来思考如何重构更为多元的世界文化秩序。正如雅斯贝尔斯提到，人类历史的轴心期基本“产生了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从此所依赖的创造成果”，“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⑧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都离不开轴心期思想所提供的精神动力，因此，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具有了各自的独特性。尽管中国当代现实语境和雅斯贝斯当时所处的西方历史语境是不同的，但是习近平对“轴心时代”的提及，对于我们如何用一种多元的、世界性的视野来审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排斥性的、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一种多元对话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