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乡村之坊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8)03-0047-10

       一 问题的提出

       宋代的县级政区，在乡村设有乡、里、都、保、耆、管等单位，在城市则设有厢、界、坊等单位，这几乎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体系的“范式”之论。两宋时期，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其地域空间范围突破城墙限制，向城郊地区拓展，侵占原属乡村的土地成为必然趋势。着眼于这一趋势，包伟民对宋代文献中出现“乡—坊”这样的基层区划编排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发现南宋进士题名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部分进士的籍贯为“某某乡某某坊”，不合常规，并解释为：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扩张，不少乡村土地转变成坊郭土地，针对这些土地的基层管理单位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乡统坊的情形，理应是城郊都市化的区域，只是由于这些州县城郊都市化后，其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却未能及时从乡里制转变成厢坊制，而是变成了独特的乡坊制①。鲁西奇认为，“其说大致可从”②。这一认识无疑具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如南宋常州城内的安定坊，咸淳《毗陵志》载：“旧为万安乡，故老相传，中兴前尝展拓郡城，废此乡改为安定坊。”③这是城外之乡变为城市之坊的典型案例。近来，来亚文、钟翀发现在城墙之内也有属于乡村体系管辖的部分④，这是对包氏说法的有益补充。

       然而，如果对这些坊的地理位置进行详考的话，则会发现，“城市外溢”说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乡村之坊。《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共出现了六例“乡—坊”形式的籍贯编排，其中至少有两例与包氏所理解的不同。第一例是第五甲“第三十人俞处约，临江军新淦县善政乡丰财坊”⑤。丰财坊所属之善政乡内有郎中冈，临江军新淦县人曾三聘神道碑载：“(嘉定)五年正月八日，葬于善政乡郎中冈。”⑥而郎中冈在县南十里，清代时尚存曾氏墓⑦。又据隆庆《临江府志》前所绘新淦县(今江西新干县)县境图，可推知善政乡在今新干县麦镇、神政桥乡、潭丘乡一带。第二例是第四甲“第七十六人范仲较，开封府祥符县魏陵乡善利坊”⑧。元人程文海所撰《杨氏先茔记》载，杨文懿公(杨泽)之墓在大梁祥符县魏陵乡白榆村⑨。魏陵乡所辖之“白榆村”即《汴京遗迹志》所记之“伯俞村”，该志卷七《河渠三》载：“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⑩依其里程判断，该乡应在今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一带。如依包氏之观点，善政、魏陵两乡都应该邻近州县治所，但宋以后新淦(干)县的治所并未迁移，祥符县成为今开封市祥符区，位置也未变化，两乡所辖之丰财坊和善利坊均远离行政中心，不太可能是城市空间“外溢”的结果。

       其实，不独登科录中出现了“乡—坊”这样的组合，出土的买地券、墓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1958年，陕西蓝田县白鹿原真坊村古墓中出土了一块元符二年(1099年)《王宗奉为亡父母买地券》。券文载：“维大宋永兴军京兆府蓝田县白鹿下乡槐真坊税户王宗奉……”(11)券文所记乡、坊的位置可以考证出来，熙宁《长安志》卷十六“蓝田县”载：“白鹿乡，在县西南二十里，管安道里。”(12)券文中提到的“白鹿下乡”应是由白鹿乡分出，“槐真坊”应为今蓝田县孟村镇怀珍坊村。由于元代基本上继承了宋代的基层区划体制，故“乡—坊”架构也多出现在元代的墓志中，如至顺三年(1332年)《朱云龙府君墓志铭》载：“(朱景从)葬之地是为宜春县兴[迁]乔乡醴泉里钟家坊喻拽冈也。”(13)《江西出土墓志选编》将乡名录为兴乔乡，有误，应为迁乔乡。民国《宜春县志》卷三载该乡在城北二十里，其地应在今宜春市三阳镇中部一带。又《故抚城吴居士墓志铭》载，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某日，葬(吴鼎之于)临川县招贤乡之德坊”(14)。弘治《抚州府志》卷一记，招贤乡在县西一十五里，即此可推知该乡在今临川县展坪乡、抚北镇一带。从诸乡所考地望看，槐真坊、钟家坊及之德坊均远离行政中心，故推测文献中出现的“乡—坊”这样的组合应还有其他的解释。

       二 宋代的乡村之坊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乡村之坊的设置非常普遍。据时人毕仲衍《中书备对》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全国共有坊场河渡27607处，其中两浙路有1238处(15)。到了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全国仅坊场就增加到“三万一千余处”(16)。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临安府节度推官史祺孙言：“两浙(路)扑买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处，为净利钱约八十四万缗。今未卖者五百有奇，乞募进纳补官之家投买。”(17)从史氏所言知，两浙拟买扑的坊场共计1800余处，较之熙宁九年约增加了45％。具体到诸州，如润州，嘉定年间丹徒县管34坊，丹阳县管55坊，金坛县管20坊(18)。在常州，淳熙初年，晋陵、武进、无锡三县皆有村坊44处，宜兴县有65处(19)。在明州，宝庆《四明志》不仅详载了鄞县所辖之酒坊，对所属何乡也有详细记载，详情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