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8)02-0062-06 改革开放以来，典当、票号、账局和钱庄等相继成为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作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重要表现形式，学界对它们的组织构成以及运作机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特别是《上海钱庄史料》《山西票号史料》等核心史料的整理出版为传统金融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年来的专题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大幅提高，整体研究更为系统，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对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内在关联以及发展谱系等问题关注则较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各金融机构的内部自成体系，彼此之间差异明显；源于民间金融机构经营习惯，考证史料受限；账局、票号被纳入到晋商研究范畴之下，其特性难以彰显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本问题的研究难度。但是，伴随学界对中国近代金融问题研究的不断推进，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内在谱系及发展进程中的内在逻辑研究则显得愈发重要，对该问题的深化是中国传统金融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本文拟从宏观角度考察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自明代中叶以后的发展，藉以梳理中国传统金融的“内生”特征，为建立彼此之间的谱系联系及发展序列的新认识贡献绵薄之力。 一、明中期以前中国金融的初步发展及“内生”特征的孕育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封建经济发展缓慢，资金的融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的借贷关系起源很早，自商周时期已经存在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春秋战国以后放款取息则更为普遍。这些早期的借贷关系以私人借贷为主，其次还有一些以国家和政府广泛参与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借贷。到秦汉时期，国家对贫民的救济性放贷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借贷关系的发生虽然较为普遍，但是这些早期借贷关系的发生，其动机多出于应对偶然变故，如遭遇天灾人祸，或缴纳政府苛税。就现有研究来看，早期借贷关系的产生很少用于商业往来或生产性的投资。总的来说，秦汉以前的金融体系较为单薄与零散，在国家层面更多地体现为财政与货币的管理，而在社会层面则更多地表现为私人借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以私人借贷和国家政府救济性借贷为主的金融格局。 唐代由于社会经济发达，产生了著名的“飞钱”或称“便换”，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汇兑业务的最早起源。此外，许多商铺经营金融业务，如“柜坊”开始办理存款以及代客保管财物。宋元以后伴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不但经营抵押放款的质库进一步发展，而且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商业信用。赊销这种经营习惯在宋代已非常盛行。商人之间交易，购买者在一定期限内偿还货款，并且支付相应的利息，这样就避免了在商品交易中因现款的缺乏造成的商品流通的不畅。如宋哲宗元祐七年苏轼记载：“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1]在宋代，商业信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商业信用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着金融的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伴随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起落，金融发展亦缺乏规律性的发展。 此外，宋代汇兑业务初现规模，唐代的“飞钱”在宋初得到进一步发展。南宋初年的官营便钱，发行的汇票成为“关子”，而民间私营便钱发行的汇票成为“会子”。政府允许民众携钱入京师在各处变换，如宋开宝三年(970)在两京置便钱务，作为便钱的机构。天禧(1017—1021)末，官营便钱的年额达280余万贯[2]。宋代的金银铺、金银交引铺、金银钞引交易铺、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等较唐代更为发展，在市场上买卖盐引[3]，与近代以后金融机构投资有价证券活动非常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有证据的最早的发钞业务。北宋年间诞生于四川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货币。最初，“交子”是铺户收存现款而开出相应数额的楮纸券，由于铺户坚守信用，随到随取，故而信用卓著。伴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子逐渐过渡形成固定的面额和格式，而且铺户发出交子的数量逐渐超过铺存现款，并自发地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维持交子与铺户的信誉。换句话说，在兑现准备金率下降的情况下，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毫无疑问，这些经营习惯的积累无一不对后世中国商业金融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也不宜过高估计，毕竟在宋元时期还很难看到这些“内生”于中国传统商业的金融活动呈现系统化发展的趋势。唐宋时期的“飞钱”与宋代的纸币虽然展现了一些令人惊异的特征，但是与真正意义上的汇兑与发钞业务仍有较大的距离，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缺少连贯发展的动力。有材料显示，自唐代肇始的“柜坊”到宋代往往与赌博相关，因而遭到政府屡加禁止。 二、明清钱业的有序发展与新机构的出现 明朝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虽然仍以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但是却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雇佣关系的出现和社会生产中商品构成比例的增长，都促使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钱庄经营货币兑换的业务起源很早，业务的拓展经历了较为缓慢的过程，与中国传统商业具有更为复杂的关系，故而对于钱业的起源很难给出精准的定论。但是自明朝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动。例如，在传统的手工业中逐渐演化出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商品交易开始较大规模地和海外接触；在金融领域，贵金属、纸币和普通商品充当货币职能的现象在明代以前辗转往复，但明代以后则出现了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及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其后将近400年时间内白银占据着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民间私人投资的金融机构为逐渐兴盛的商业活动提供着主要的资金支持，而政府则少有干预；较大规模商业借贷的出现，开启了中国的借贷利率下降的序幕。当铺更为普遍，规模也有所发展。钱庄、钱铺、账局的发展动力来自深层次的商业贸易需求，并且在明清两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路径；社会融资的需要也大多来自商业贸易，而不似宋以前的借贷关系以应对偶然危机和缴纳苛税为主要出发点。另外，虽然明代的社会借贷利息也较高，但是自明代以后，由于大规模商业借贷的出现，开启了借贷利率下降的序幕。总之，由于明代以后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业性借贷的大规模出现，使得中国金融史上呈现为明代以后与宋元以前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进步为基础，上述中国传统金融的“内生”特征开始集合，作为一个稳定的行业——钱业开始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并开启了连贯有序的发展。钱业的主营业务，从明清之际的货币兑换发展到清中期的存放款业务，再到晚清民国时期构成市场化的金融业务平台，钱业的发展逻辑脉络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