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曾普遍认为：自明中叶以后，永佃权和“一田两主”开始流行于东南地区，到清代和民国时期已蔓延全国，在若干地区甚至成为主要的租佃制度和土地制度。①就当时所见资料与研究水平而言，此论无疑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明中叶以前，保存下来的方志不多，似未见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明确记载。宋、辽、西夏、金、元至明前期保存下来的租佃契约虽有一些，但数量不多，且多为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②其中并未见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直接资料。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都以畜牧业为主，土地租佃关系不发达，也不大可能率先出现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租佃关系。 关于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的渊源，人们常认为始于宋代。杨国桢指出：“永佃权的最初出现，我国史学界普遍认为早在宋代，但目前尚缺乏确切的资料可资证实。可以肯定的是，明代中叶，永佃权已经流行于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并在契约形式上固定下来。”③陈锋等指出：“宋代就已经有了永佃权的萌芽。”④王毓铨指出：“佃权的出现，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分离，可追溯到宋代。宋代在屯田和学田中，都出现了占佃者和耕种者不是同一个人的情况，占佃者‘立价交佃’，‘如典卖己物’，‘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久而久之，这些官田在转佃中演变为私田，这正是官田民田化的途径”，⑤亦即认为永佃权率先出现于官田的民田化过程。限于明清断代经济史的体例，陈锋、王毓铨等都未曾详论宋代永佃权和一田二主的产生过程。漆侠认为：“占佃权、使用权的转让，在宋代什么时候开始的，还不大清楚，但至迟在北宋年间即已存在”，并引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知吉州徐常的奏疏为证，指出：“明清时代的田骨和田皮，田底权和田面权等的区分，乃是渊源于宋，是在宋代封建租佃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就目前接触到的材料看，似乎在宋以前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弄清这一历史渊源，对于了解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是极有好处的。”⑥ 近年来，有关宋代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现象的专题论文渐多，⑦但仍罕见将其追溯到唐、五代时期的研究。⑧在漆侠《宋代经济史》初版之时，所见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确实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宋以前出现过永佃权与一田二主现象的资料，故其所言很谨慎，也很精准。但随着大量以唐前期为主的土地租佃契约文书在新疆吐鲁番一带相继出土并刊布，这一结论应做出相应修改。 一、吐鲁番出土中唐之初契约文书所见“一田二主”租佃契 1959年至1975年，新疆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古墓群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十多次系统发掘，先后发掘清理了晋—唐代墓葬近400座。1981年至1991年，以墓葬的年代为序，其所出汉文文书的录文先后分10册出版。其中，出土有租佃契120多件(含残片，其中100件地租形态较清楚)，其数量之多，不仅前所未有，而且为现已发现的宋、辽、金、元，乃至明前期(弘治以前)出土的租佃契约总数的3倍以上。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37号墓地出土的朱进明转租土地契，我以为就是最早明确反映“一田二主”情况的租佃契约。原契无标题，文书整理组拟名为《唐□□二年曹忠敏租田契》，⑨并录文如下： □□高渠部田一段廿九亩，内壹拾陆亩旧主王祐 东渠 西渠 南申屠祀 北渠 □
二年九月八日，曹忠敏于知田朱进明处租取蒪 思廉等上件地。进明先于蒪廉等边散于人处租 得，今不亲营种，遂转租与前件人。每亩交用小麦 壹
(斗)，租取上件地来年佃种。如到种田之日不得 地佃者，一仰朱明知当，不干曹敏事。段内更有别 人追理地子，并不干佃地人之
。两共平章，获 指为记。 谨录契白
前。 麦
田主 朱进明年卌 保
年五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