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8)01-0053-12 一、中国经济史与比较史学 中国经济史学大师吴承明先生说过：“任何社会经济都是在一定的机制下运行的，否则不能持久。各种社会形态的机制不同，但都有再生产的问题，都有增长(负增长)的模式问题和发展周期性问题，都有主权者干预问题，等等。这其中，有些运行规律是共同的，有些可互相参照。”①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时期的经济，和别的国家(或地区)或者这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的东西，才有共同规律。当然，既然是不同的对象，彼此也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比较史学就是通过对不同对象的比较来发现共同规律和不同之处的。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比较史学就是通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对历史认识的方法。 比较史学兴起于西方，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下来。为什么比较史学不是在中国兴起而是在西方或者说欧洲兴起?原因很简单，欧洲自古就是分裂的。在历史上，欧洲通常存在诸多大小不等、种类有异的政治实体。即使是罗马帝国，也只是把欧洲部分地区统一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也基本上是分裂的。如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就有几百个小邦，每个小邦都有自己的君主、政府、军队、法律和货币。所以，欧洲是一个分裂的大陆，而且欧洲置身于北非、中东和西亚等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包围之中。因此，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外部，都会遇到和自己不同的人，彼此有很多接触，也经常发生冲突。因此，他们会注意别人和自己的不同。如古希腊人就认为自己是最文明的民族，把周边的民族都称为“蛮族”。他们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些蛮族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比他们优越在哪里?为什么?等等。罗马人也如此。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比较。所以欧洲很早就出现了比较研究。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基督教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欧洲人花了很大气力去研究伊斯兰文明。当“蒙古旋风”席卷欧洲的时候，欧洲人又想知道蒙古人为什么会这样强大?他们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和自己有这么大的不同?等等。因此，比较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但到了近代，比较研究才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这时出现了很多民族国家。典型的民族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同一个民族或者以一个民族为主，由一个政府治理，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欧洲，民族国家大概16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冲突也更多了，于是就更要多认识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且进行比较。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因此，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比较史学也随之兴起。可以说，比较史学在欧洲源远流长，近代则日益成熟。 实际上，作为通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和验证对历史的认识的一种方法，历史比较研究在西方从史学诞生的那天起就出现了。希罗多德、塔西陀等古典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运用过比较的方法。到了近代早期，历史学家们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来说明他们庞大的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3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史学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却是20世纪初的事情。到了20世纪前半期，产生了斯宾格勒、汤因比这些大家。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这些词语，就是汤因比发明的。欧洲有这样长远的传统，而中国没有，原因是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虽然周边有很多邻邦，但是在强势的中华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在历史上看不起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旁边都是“蛮夷小邦”。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口气非常傲慢，根本不把“蛮夷”看在眼里。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发现中国并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也不是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世界唯一的伟大文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明，甚至有些比我们更强势。许多中国历史学家感到应该多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通过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才能够认识中国自身的历史。这样，他们就将西方的比较史学引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 目前，比较史观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魏晋隋唐史大家王仲荦先生在1985年发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一文中写道：“不同国家的封建社会，有它们的共同点，也有它们不同的特征。譬如在欧洲，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东方的印度，村社残余特别严重，土地是村社所有，买卖也受到限制。而在中国却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较早可以自由买卖。中国从春秋战国开始，井田制、书社制的崩溃，土地开始可以自由买卖。即使在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辽金的村社组织，土地买卖受到一定限制，地主土地所有制也仍然占主导地位。”②王仲荦先生研究魏晋隋唐史，而在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与欧洲基本上没有什么往来，似乎谈不上中西比较研究。但王仲荦先生在文章中用的“封建社会”“领主制”等概念，都是从西方传来的。使用这些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有一个隐含的比较的意味，即在用西方的历史来和我们的历史进行比较。因此，哪怕只做中国研究，但实际上已经受到比较史观地影响了。如果是乾嘉学者，绝不会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因为他们从未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