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18)02-0022-06 DOI：10.13975/j.cnki.gdxz.2018.02.003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之一的香港，近年来掀起了一波所谓的“港独思潮”[1]，有部分激进之士甚至通过参与选举和发起社会运动等方式，把“港独思潮”付诸行动。查根究底，“港独思潮”与香港的“本土意识”有一定的关系。“本土意识”一词原非贬义，它是对在地化思潮的一种客观描述，反映了人们对其成长和生活的地域及文化的热爱。[1]因此，香港的“本土意识”原本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居民对自己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及其文化的由衷热爱，是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少数谋求“港独”的人士利用“本土”包装“港独”，有意将“本土”与“港独”划上等号，将“本土意识”极端化为与国家相对抗、相分离的意识，才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出现了极端的“本土主义”运动，出现了打着“本土”旗号进行“港独”行为的情况。 那么，同属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水之隔，同样经历过西方殖民主义洗礼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否也存在自己的“本土意识”，是否有走极端“本土主义”道路的可能?对此，本文尝试从“一国两制”和“本土意识”的视角出发，并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对照，探索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本土意识”的产生及其表现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澳门“本土意识”进行正确引导的具体建议，以期澳门的“本土意识”能够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实践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澳门本土意识的产生 从理论上说，澳门的本土意识与“爱国爱澳”中的“爱澳”精神是相契合的，在本质上是澳门居民爱乡情怀的一种体现。“爱澳”就是要爱护澳门，对澳门有归属感，珍惜和认同澳门的历史、文化、价值观等，维护澳门的整体利益。回归以来，国家在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在宪法和基本法保障下，澳门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以主人翁的姿态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澳门居民自然会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澳门产生越来越深厚的感情，对澳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会越来越强，久而久之，“澳门本土意识”也就逐渐得以滋长。因此可以说，爱乡情怀，即澳门居民对自己成长、工作、生活地方的特殊感情，是产生澳门本土意识的最重要的原因。 此外，“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也是导致澳门本土意识的可能原因之一。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两制”原则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行“澳人治澳”，澳门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管理。“两制”原则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与内地居民在身份和法定权利义务上的区分，可能造成澳门居民对澳门本土认同的上升。正如强世功教授所言，“两制”的制度安排将内地人与香港人区隔开来，一方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结构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2]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回归以来，中央一直严格控制内地进入澳门特区定居的人数，这就使得澳门的人口结构中内地移民的比例有限，而澳门本地出生的人口则越来越多。这些在澳门本地出生的居民由于与本地具有更强的家庭和社会联系，自然对澳门的认同更为强烈。同时，“两制”原则对澳门居民与内地居民在身份和法定权利义务上的区隔，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澳门居民与国家在日常联系上的疏离感。比如，目前在生活、就业等方面，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并未享有与内地的中国公民同等的待遇，这就给澳门居民在内地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了一些障碍，直接影响了其对国家和国民身份的认同，而间接助长了澳门居民的本土意识。 二、澳门本土意识的特征及其原因 澳门的本土意识虽然也具有其他地方本土意识的共性，如对本地利益的保护，对本地历史、文化、价值观念、集体回忆等的认同和珍视等，但与其他地方的本土意识相比、特别是与回归以后香港部分人士所主张的本土意识相比，澳门的本土意识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特征。 第一，在处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国家意识与本土意识的包容共存，即主张“爱国”与“爱澳”的结合。 在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上，香港部分极端人士将祖国内地视作与香港相对立的“他者”，并进一步提出“他者即恶”的观点，认为祖国是落后和不文明的，西方是高尚、进步和文明的；在政治制度上，认为祖国是专制的，西方是民主的；对香港而言，祖国是“侵略者”和“剥夺者”，而西方是“捍卫者”和“给予者”。[3]因此将香港与祖国内地、“爱港”与“爱国”、香港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对立起来，形成“自我——香港”和“他者——内地”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4] 而澳门在处理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上，则没有出现将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对立起来的观念。在澳门人眼中，澳门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在葡治时代，澳门华人也始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无论是在葡治时代，抑或是在回归以后，都是澳门文化的母体。中国从来不是澳门人眼中的“他者”，更遑论所谓的“他者即恶”。从回归以来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践“一国两制”的总体情况来看，澳门居民没有将澳门看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试图与国家整体切割开来；没有将内地与澳门的制度和文化差异视为先进与落后、高尚与低劣的区别，从而试图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否定内地的制度；也没有试图在内地与澳门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断绝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往来。相反，绝大多数澳门居民愿意接受“爱国”与“爱澳”的统一，愿意尊重和包容内地的制度和文化，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愿意尊重中央对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权。根据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于2011-2016年期间所做的“一国两制”综合指标民意调查，“一国两制”和“爱国爱澳”一直处于澳门居民认可的澳门核心价值观的前三位；有超过80％的受访者对自己的中国公民身份感到自豪①。这些都反映出回归以来澳门居民对国家的认同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处理“本土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上始终坚持多元包容而非二元对立的观点。 第二，澳门的本土意识主要表现为经济、文化层面的自我保护和自我认同意识，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分离或独立意识。回归以来，香港的本土意识除表现为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自我保护和自我认同意识外，少数极端分子还表现出政治层面的分离倾向，如2003年的反对“23条立法”运动，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运动以及针对内地游客的“驱蝗行动”、2014年的非法“占中”运动以及此后的“旺角暴乱”、2015年的“嘘国歌事件”等，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回归以来澳门的本土意识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自我保护和自我认同意识。比如在经济层面上一些居民主张限制输入外劳、反对外地劳工与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反对在澳学习的外地学生留澳工作、要求实行“澳人澳地”政策等；在文化层面上注重对澳门独有的文化、历史和集体回忆的保护，先后出现过保护爱都酒店外墙立面、保护路环荔枝碗旧造船厂区、保护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天际线、保护粤语、学习澳门本土历史等行动，但并没有提出政治上的过分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