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准确、清晰地表达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祖国统一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他将完成祖国统一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并列为三大历史任务，认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习近平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2]习近平的一系列对台论述展现了引领两岸关系的战略自信，是基于对大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3]的基本认识，也是基于两岸综合实力对比的综合判断。大陆力争以和平方式完成两岸统一，两岸关系走向和平统一也必须依靠大陆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 对两岸综合实力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大陆应该清楚了解海峡两岸综合实力，充分运用好自己的综合实力，树立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同时，更加精准地制定、出台各项对台政策、措施，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台湾方面也必须清楚了解海峡两岸综合实力，准确、客观地定位自己，切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两岸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的大势已经形成，台湾当局应该引导台湾民众顺势而为，种种逆势而为不过是螳臂当车的徒劳之举。当前，学界对于两岸综合实力发展和对比的轨迹仅限于感性认识，或仅基于GDP总量等重要经济指标的片面认知。这种模糊而笼统的观感难以作为学理分析的基础，也无法为政策制订提供准确的依据。因此，对两岸综合实力做出准确的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海峡两岸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双方经贸和人员往来迅速扩大，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更为活跃，习近平提出的“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成为两岸关系向深水区发展的新方向。但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及“九合一”选举后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动，为两岸关系发展带来波折和动荡，两岸关系的深水探索节奏放缓，微妙变化层出不穷。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高速发展首次出现急刹车，步入“常温”发展阶段。因此，本文选取2008-2014年这一时段，对两岸综合实力进行全面评估，以期认清当前两岸实力对比的现实状况，为大陆对台政策决策的进一步精准化和细致化提供学理支撑。 一、海峡两岸综合实力评估体系和模型 通观国内外学界，综合国力的研究和评估方法很多，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许多国际问题和战略研究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量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其中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R.S.克莱因(Ray S.Cline)的“国力方程”最具代表性④。此后，虽然国际上许多学者尝试在相关研究中有所突破，但都难以摆脱克莱因模型的影响。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也多采用多指标合成的方法。 在评估综合国力的体系中，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全面的模型当属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员黄硕风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该“动态方程”运用混沌学、系统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的原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专家知识与建模计算相结合的体系集成方法建立的评估体系，是“硬国力”“软国力”和“协同变量”的非线性组合。他把综合实力的要素分为硬国力和软国力，其中硬国力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软国力包括政治力、文教力、外交力，从而建立多层次的“综合国力系统评价指标体制”。⑤根据建模原理，黄硕风通过系统分析，认为影响综合实力最大的三个宏观变量是“硬”变量(“硬实力函数”)、“软”变量(“软实力函数”)、“协同”变量(控制参数)，并将宏观变量定量化，根据综合实力构成的要素及相互关系建立方程，表示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据此，他结合牛顿第二定律，把综合实力函数表示为：
，式中，和牛顿第二定律一样，
所表示综合实力，它是一种有大小、有方向的变量；
表示“硬”变量，是综合实力的“质量”；
表示“软”变量，是综合实力的“加速度”，K(t)表示“协同”变量，包括政治体制、政府领导、组织决策能力、管理能力、改革调控能力、国际环境和自然环境参量等。其中，
。
表示控制参量(即权重)；
代表各项要素；α表示“硬”弹性指数，指发达程度(发达地区或发展中地区)；β表示“软”弹力指数，指精神状态(动乱或和平)。α和β均是模糊变量，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