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及其后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7)12-0016-11

       为了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样板”定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刘康写道：“本书的中心主题在于：文化和文化革命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且建设一个不同于此的现代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事业是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的。”①通过这样的手段，他能够提出中国的审美马克思主义其双重视野：对于革命霸权其矛盾的批判视野；并对于后革命社会的文化提供建构性视野，此外，也对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诘难。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艺术和文化曾经是极端重要的，无论是在其制度化的政党形象中，还是在其思想艺术实践中都是如此。并且，在这两方面它都面向着审美乌托邦。笔者在对南斯拉夫革命后的审美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的时候，也仿照了刘康的方式，并且特别注意到了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相似和差异，也考虑到中国在1948年后将南斯拉夫革命后的实践定性为修正主义这一官方立场。南斯拉夫的实践是否是修正主义暂且不论，它确实是不同的。在南斯拉夫，艺术和文化依然是重要的革命事业，并且在1948年之后，对苏联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也是必需的。但是其他事情都有所不同了。南斯拉夫的国家站在了东方和西方政治集团的中间，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以其作为恰当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且发展出了温和的现代主义，文化的民主化以及对新世界文化和交流秩序的大力支持。温和的现代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艺术风格，或者说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一种艺术风格。但是温和的现代主义表达出了主流艺术家和执政党所达成的一种默契：只要不质疑反对整个系统和系统的领导者(共产主义者联盟和铁托元帅)，凡事都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独立自主也被应用于文化，文化行动主义者和艺术家即便无法得到独立的领导权，也可能得到自治权。文化的民主化则是南斯拉夫的文化革命方式(也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方式)：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必须向所有人民开放。因此，文化活动在工厂大厅里举办，每个村镇都建立了文化中心。当时除了青年人多用的“我们是铁托的，铁托是我们的”之外最主要的口号就是“兄弟情与统一!”因为人们在彼时相信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最危险的敌人。在另一个思想战线方面，国家则游走于完全的自由主义(即西方化)和完全的威权主义(即回到苏联集团)两极中间，每当国家即将完全进入其中一极而采取单纯的立场之时，国家都会回归到混合的中间立场上来。这种回归每一次都对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造成打击。对于文化工作者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政治家的处理都是田园式的：在潜在的异议者受到批判之后将其移除并孤立起来之后，党来关照他们，方法则是给他们另一个知识岗位或文化工作，有时甚至是文化要职。

       马克思主义是党借给人民的财产。党将名字改为了共产主义者联盟，但依然保有它的决定性地位，这一地位甚至是受南斯拉夫宪法保护的。②由于南斯拉夫处于铁幕的西侧，但是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又时好时坏，因此南斯拉夫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开放的，并且特别热衷于驳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这使得各种理论和信息在思想界和艺术界得以自由传播，而南斯拉夫也就成了三个世界的交汇点：社会主义的东方、自由主义的西方以及后殖民时代的第三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传播的一则笑话中，可以将这一点看得更为清楚：当南共联盟的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造访哲学院时，院系请他参观了丰富的哲学藏书。负责人对他说：“这边是现象学家的著作，那边是存在主义者的著作，那边那个房间里是一组分析哲学家的著作，再后面是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著作，那扇门后面则还有一些新康德主义的作品……”卡德尔打断了负责人，问道：“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哪里?”负责人答说：“噢，这些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根据前面所提到的摇摆于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间的情况，国家给予这种尝试的空间开始是逐步放开的，但到后来又趋于紧缩。例如，南斯拉夫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实践》(Praxis)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科尔丘拉夏令学园( Summer School)的存在于1964年至1974年间是得到首肯的。但在1974年，杂志被停刊，夏令学园也被迫停办，学派中的一些南斯拉夫成员则被打压迫害，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在公共视野之外。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派教授们丢掉了大学的工作，并被勒令不得开课，随后他们被调到研究机构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不得出版任何著作。这是另一种保证威权权力的典型的南斯拉夫方式。

       知识话语和文化话语的自治以很多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其中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也包括对于涵盖了南斯拉夫式的审美马克思主义及审美乌托邦在内的未完成的革命的批判。这一切都开始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实践派也就得名于此。

       1960至1974年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通过三位不同作家而加以概括：《实践》杂志萨格勒布支部的丹科·格尔里奇(Danko )与他的《美学》四卷本；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斯雷坦·彼得洛维奇(Sreten )，他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一书对实践派的历史进行了阐释；米兰·达姆尼亚诺维奇(Milan )的《本质和历史》与他的其他作品表明他反对自认为自己是哲学的终结，并将美学从哲学学科中剔除出去的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